呵呵，其实我只是去那里上过课开过会，并没有长期驻扎过。
CSHL只在phage小组时期比较辉煌（1950年前后十年），之前之后都并没有特别突出的人物。他们的传统是做cancer biology和molecular genetics。总的来说，因为这两个field的衰落，整个institute衰落也是很正常的。CSHL现在总的来说还是因为开会比较出名。
现在他们那里有几个senior member还不错：Greg Hannon, Partha Mitra, Micheal Wigler, 还有Tim Tully的lineage (Dubnau, Yi Zhong)。因为之前走了好几个人(Robert Malinow, Zach Mainen etc)，整个institute有点青黄不接。不过他们也有做新的扩张，而且比较偏向neuroscience，招了一些很好的neurophysiologist，比如Glenn Turner, Dinu Albeanu, Stephen Shea。这些人目前还没有起来，后面很有潜力。
实际上随着整个研究领域的范式转移，每个科研机构都不可避免地会有兴衰。在某一段时间越炙手可热，后面就摔得越惨；在某一段时间沉寂并不代表永久衰落。这几乎是个规律。
在七十年代，Stanford的Biology Department极为强盛：他们的所有PI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funding拿回来系里面共同使用，因为每个人都根本花不完；他们的PhD学生没有指导老师：所有PI轮流给他们指导，学生可以在几个PI指导下，做自己的工作。
这批PI全都在很年轻的时候当上了正教授，正教授的席位全满了。结果，在他们退休之前的几十年，根本就没有几个新人能被提升。新人纷纷从Stanford离开。这样，Stanford就错过了好几拨生物研究领域范式转移的机遇，现在就大大不如以前了。如果我没有记错，Stanford Biology Department毕业出来的中国学生里面，没有一个当上PI的（Medical School有，但是Biology Department没有）。
-- 其实写到这里，ms科研机构的发展和很多人关注的创业、商业也很相似。一个机构要长期maintain一个高速度发展，只有两个办法：要么不断扩张，用size来换增长点；要么，如果size limited，那么只能不断把旧的不能保持成长的领域裁掉，引入新的领域。EMBO采取的是第二种策略，Harvard Medical School采取的是第一种策略。还有一种策略是不追求成长速度，追求有质量地积累，等待原创性工作突然爆发，Max Planck、Cambridge LMB是这种策略。我想这些在商业史里面都能找到例子。不过更有趣的是，怎么利用别的领域的知识来指导科研机构发展，尤其是考虑到科研还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毕竟现在大学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不是一个好的途径，这个大家已经有共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