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人只看到“护卫勇士尚余八百人”而诡称燕王势弱？他们无视攻夺九门之后通州、蓟州、遵化、密云基本上是传檄而定的事实，也就自然不愿意承认其背后所反映的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燕王的影响力。
朱棣“靖难”成功最大的一个外部因素与洪武帝大肆诛戮武勋有关，以至于建文帝削藩之时无人可用，这已是史家绝论，没什么好辩驳的。
蔡石山教授在《永乐皇帝》中评述道：
下面的论述将以点将的方式进行。
即便硕果仅存的长兴侯耿炳文与武定侯郭英，他们也已年逾六秩，白发暮年，是否还能像洪武时期那样驰骋疆场还得另说。最重要的是，他们虽然长于战阵却未尝总大军，建文以前他们大都处在裨副之位，建文诸将中找不出一个像朱棣那样统御过北方沿边诸军的。
耿炳文在真定之役后人间蒸发，当他再一次出现已是永乐二年（1404）十月，“靖难”对于他来说基本可以算是走个过场。时刑部侍郎郑赐、左都御史陈瑛联名劾奏他“不遵礼典”，有“胡蓝之逆轨”，朱棣以元勋宿将之故，只是“命速改之”，不予降罪。
郭英也一样，在建文二年（1400）白沟河之役中，他兵败“溃而西”后就消失了，直到永乐元年二月甲子（十七日）薨逝以前都不见有任何关于他的记载。《明太宗实录》在他的小传中还特地指出“太祖末年，旧人在者独英及长兴侯耿炳文”。
还有其他一些虽未封爵，但在洪武年间战勋卓著的将领诸如刘真、徐凯、杨文、瞿能等人，似乎他们是建文朝廷削藩的中坚力量，是一股对燕王威胁较大的势力，但就“靖难”之役中的具体表现而言，这批将领既无亮点，且漏洞频出，并不是一支值得建文帝倚靠的群体。
譬如刘真，他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八月与宋晟“率军征哈梅里”；洪武二十八年（1395）随周兴“往三万卫等处剿捕野人”，作战经验看起来十分丰富，但他在“靖难”中的表现却非常拉胯，略显德不配位。
且不说他中计离间，将卜万系之牢狱，就是燕师径道刘家口，袭捣大宁时（初二日），但凡他出于常识广布逻骑，四出侦巡，也不至于大宁城破后（初六日）的第五天才后知后觉。
刘真对战场信息的把握程度甚至还不如身在北平以南、“进营河间”的李景隆，李景隆在十月丁未（十一日）收到了“上征大宁”的情报后迅速作出决断，引军北上，包围北平。
而刘真闻变后竟选择弃关而南，驻扎乱塔黄崖（万塔黄崖？）而已。
更勿论活跃在他身边的将领如陈亨、徐理、陈文等人早已携贰，就像朱棣沾沾自喜的那样，“陈亨素摅诚于我”是也。
刘真宁肯因一纸书信而下狱卜万也不知提防一下具备燕府旧人身份的陈亨，可谓失于不察，如此失察之人何以堪当大任呢？
还有徐凯、程暹。
建文元年（1399）秋，耿炳文佩大将军印，号征虏大将军，“领兵三十万驻真定”，前锋“骁勇者九千人”据守雄县，潘忠、杨松驻鄚州，徐凯则“领兵十万驻河间”。
该年八月壬子（十五日）燕师径由涿州、娄桑南出，潜渡白沟河而奔袭雄县，作为前锋的雄县守军对此竟然毫无察觉，他们虽然称得上骁勇绝冠，在发现敌人后与之激战通宵，但力所不逮，惨遭屠杀。
驻防鄚州的潘忠、杨松闻讯后随即率援师往助，不幸在月漾桥中伏，被谭渊俘虏。
燕师马不停蹄，乘胜掩袭鄚州（十六日），旋又止壁无极（廿四日），至廿五日时到达真定二十里外的地方，耿炳文显然是“不虞我至”，在朱棣亲率轻骑连破明军二营时，耿炳文还在悠然“送使客”，根本没有意识到危机到来，侦查工作可以说是一点没做，大战在即，敌人竟松散至此，对于朱棣而言可谓是一大幸事。
战前朱棣曾派出张玉“往觇”真定，获悉“炳文军无纪律，其上有败气，无能为”，事后观之，果然如此。
不知何等缘故，直到真定之役结束时也不见徐凯有任何动作，真定的金鼓喧天与河间的万籁俱寂形成了鲜明对比，屯驻在河间的十万明军在他的带领下俨然就是一支耳目皆残的死军。
而前面提到的驻防松亭关的刘真似乎也对此一无所知，本该发挥牵制作用的大宁官军竟在这时持重不前。
之后关于徐凯的事迹就到了建文二年（1400）十月，这时徐凯与裨将陶铭欲图修缮沧州，巩固城防，与定州、德州形成犄角之势，此三处据点好似一张巨网束缚住朱棣南下的手脚。
朱棣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他大张旗鼓，声言举师东征，徐凯谍知后竟信以为真，又不派人对燕师加以持续监视，而是下令“发军四出伐木修城”，殊不知朱棣东征辽左只不过是个幌子，掩人耳目就是为了让他放松警备。
十月戊午（廿七日）燕师偃旗卷甲，“是夜二更启行，昼夜三百里”，到第二天早晨突然出现在沧州城外并擒获数百名哨骑，时“敌犹未觉”，继续埋头筑城，当燕师“四面急攻”时，他们害怕得“皆股栗”，仓促之间“不及擐甲”，结果毫无疑问，沧州城陷，徐凯、程暹等人就擒。
接下来是吴高、杨文。
建文元年（1399）九月戊辰（初一日），永平守将郭亮驰报吴高、耿瓛领军围城。九月丙戌（十九日）朱棣引军而东，六天后，即廿五日，吴高听闻朱棣援师已至，竟不列阵迎击，而是自乱阵脚，“仓卒尽弃辎重走山海”，朱棣以朱能为将，仅以“轻骑追之”即“斩首数千级，俘降亦数千人”。
是年十二月，吴高与杨文又不鉴前车，重蹈松亭覆辙，朱棣故意投错书信，离间二人，以致彼此生疑，互相攻讦，最终建文帝诏削吴高爵位，将之流徙广西。
王崇武先生认为“吴高撤换，或另有原因”，因为吴高是湘王妃吴氏的从兄弟。
建文元年（1399）四月，有人告发湘王朱柏“伪造钞及擅杀人”，且“有告柏反者”，建文帝“遣使即讯”，后又“以兵迫执之”，朱柏无以自明，畏罪“阖宫自焚”。王崇武先生怀疑“成祖于是年十二月行间，所致书或迳有牵连湘王语”，此说甚是。
其实朱氏宗族中自焚而死的不止朱柏一家，早在洪武时期潭王也是自焚殒命。
吴高贬谪广西，从此远离“靖难”之事，主持辽东军政的重任自然也就落到杨文一人手中，“由是兵无纪律，人怀疑贰，不敢数出矣”，根据杨文后来的表现来看，他确如朱棣评说的那样“粗而无谋”，非大将才。
其后杨文拢共两次西出，第一次发生在建文三年（1401）十一月，他率师捣永平、遵化，最终智不如人，败于刘江之手，丧师数千人，其麾下指挥王雄被俘，而王雄成功被朱棣策反，在向朱棣承诺“当陨首为报”后被释放；第二次是建文四年（1402）五月，时“燕师渐逼”，形势十分危急，建文帝遂诏杨文“将所部十万与铉合，绝燕后”，不料在直沽被燕将宋贵所败，“无一至济南者”。
有趣的是，我们在《明实录》中甚至检索不到宋贵这号人物，看来他不过是燕军阵营中一位籍籍无名的小将，不知败于此辈之手的总兵官杨文可以评个多少分呢？
能力稍强的瞿能也有必要唠一唠。
洪武二十五年（1392）四月，“四川建昌卫指挥使伊噜特穆尔叛”。“伊噜特穆尔”即《明太祖实录》、《明史》中的月鲁帖木儿。
起初月鲁帖木儿声势浩大，“合德昌、会川、迷易、柏兴、邛部并西番土军万余人…率众攻城”，但那也只是字面意义上的“声势浩大”而已，他先是攻打建昌不利，转而围苏州（后改宁番卫），被指挥佥事鲁毅击溃后惊怖而去。
洪武帝本想以蓝玉“总兵讨之”，但蓝玉此时远在甘肃，于是四月戊寅（廿七日）命四川都督聂纬为总兵，以都督徐司马为左副将军，以都指挥使瞿能为右副将军，先行率师往征，待蓝玉到达后诸将皆听其节制。
蓝玉于五月辛巳（初一日）“由陇右抵建昌”，但这只是蓝玉出发的时间。
瞿能集中主力，兵逼柏兴州，月鲁帖木儿看见明军来势汹汹，于是“遣人请降”，明军诸将皆以为“此必诈也”，但瞿能却深信不疑，他“仍敛兵待之”，听其后续，直到“遣使驰报”时方才知道月鲁帖木儿早已“逸去”，“追之不及”，事在五月庚戌（三十日）。
六月丁卯（十七日），蓝玉“师至建昌”，一说在己未（初九日），“中研院”校勘本《明太祖实录》取丁卯为是。
六月癸酉（廿三日），洪武帝给蓝玉发放一道敕书，指出瞿能的“光辉事迹”，“都指挥使瞿能等，朕委以讨贼，乃失机败事，当寘诸法，姑宥之，俾立功自赎”，随后洪武帝又分析一番：
七月癸未（初四日），瞿能领兵连克双狼、托落二寨，继而又破水寨关和上匾寨，兵临打冲河（雅砻江），再败之，进而围攻德昌，德昌知府安的自知不敌，遂“渡打冲河遁去”。
随后瞿能调遣徐凯分兵往南，进入普济州搜捕，命李华逐击托落寨残余，瞿能则破“天星、卧漂诸寨”，月鲁帖木儿不得已复遁柏兴州。
十一月甲午（十七日）蓝玉“兵次栢兴州”，遣使“以计诱致月鲁帖木儿并其子胖伯，遂降其众”，于是月鲁帖木儿伏诛。
平定月鲁帖木儿之役，瞿能有功，但不多，战事的推进显然是蓝玉“师抵建昌”后才有较大发展，《明史》关于此役记事颇乱，是故不取。是役，瞿能由都指挥使擢升至都督佥事。
洪武三十一年五月丁未（初一日），因麓川的权臣刀干孟不肯迎其主思伦发归，于是洪武帝“遣左军都督何福、瞿能等将兵五千往讨之”，之后记载就是何福如何克敌，而瞿能全程竟无任何表现，当然，这有可能是永乐年间重修《明太祖实录》时刻意削瞿能事迹，毕竟瞿能曾在“靖难”中几伤玉体，但既然如此，为何史臣不直接删减其名而留下这个漏洞呢？
进入建文时代，瞿能先后参与了“靖难”中的北平之役和白沟河之役。
在北平之役中，瞿能“帅精骑千余”攻入彰义门，垂克之际，李景隆开始作妖，他“忌能成功”，遂“使人止之”，命他“候大军同进”，就这样放弃了一个克陷北平的机会。
建文二年四月己未（廿四日）白沟河之上，燕师渡河而南，不料平安“伏骑兵万余于河侧”，朱棣不以为然，轻蔑说道“平安竖子耳，往从吾出师塞北，颇识吾用兵，故敢为前锋。吾今日破之，要使其心胆具丧”，然后便被迅速打脸。
开战之初，平安奋矛而前，瞿能父子继出其后，“所向披靡，杀伤燕兵甚众”，将渡河的燕军一直驱赶到白沟河北（力战河北岸），幸有中官王彦（狗儿）率领千户华聚、百户谷允等人加入战斗才稍稍稳住阵脚。
此役平安不过“哨马失百余匹”而已。
然后无耻的一幕来了，据《明太宗实录》记载是“安军大败”，朱棣的英武甚至一度令“合军六十万，号百万，列阵以待”的明军“阵稍动”，然后燕军“奋跃”，击斩“无算”，可惜的是天公不作美，金乌早早西坠，“瞑不辨人”，不然照这个情势下去即便不能俘虏李景隆也能击溃这一支大军，无奈之下只能各自收兵还营，而朱棣则亲自殿后，“从者惟三骑”，但却“迷所营处”，经过辨认河流流向后方才“知营”所在，渡河后“稍增至七骑”，当晚“营白沟河北”。
明明是被平安、瞿能等人打到建制奔溃而导致其只能率三骑脱逃，竟被美化成“上亲殿后”，如此拙劣的手笔估计是永乐特色了。
这还不算，最无耻的是下面这段：
《奉天靖难记》中是这样的：
据《明通鉴》的记载，“预藏火器于地中”的是郭英，奈何燕军对这些“发无不中”、“著人马皆穿”的火器具有“免疫效果”，他们铜头铁骨，所以火器再厉害也没用。
就战技而言，尽管瞿能父子善于舞刀弄枪，腾踔驰驱，哪怕是“燕王几为所及”，但那也只不过是力士之技，或与皁旗张、小马王之辈稍稍相埒，绝非两军决胜之关键。由此可见，建文一方从来不乏陷阵死士，捐生赴义、视死如归之人比比皆是，但错在统军者庸懦，这类勇士就算再多在整体的战略层面上也是于事无补，建文帝真正欠缺的是像徐达、李文忠、蓝玉之类能够堪任总军大任的帅才。
随后瞿能在第二天的作战中殒身殉国。
此外还有平安、盛庸这些建文时代的猝拔之将，他们能力出色，忠心不贰，且屡挫燕师，但问题在于他们资历尚浅，不能服众。
一如夹河之役，师驻德州的平燕将军盛庸在建文三年（1401）三月辛未（十二日）以前就已经往西北方向开拔，他的目的很明显，就是像朱棣说的那样“与真定合军”。而顿兵真定的吴杰也有“引军出与盛庸合”的迹象，但奇怪的是直到盛庸兵败时（廿三日）吴杰一军距战场仍有“八十里”之遥。
而朱棣曾自述“真定距德州”不过“二百余里”，若吴杰果真有意会师也不至于此，假设盛庸抗之，吴高后之，两军合击，胜负实未可知。
这里反映出来是，盛庸虽有天子畀付的总兵之权，“不知何许人”出身的他在洪武时期虽也位尊都督，女配周藩，但他未必能手底下那群元功嗣将们听凭节制，正如朱棣评价那样：
众心不一，则败之必矣。
诸军各怀鬼胎，彼此间做不到相互协作，往往都是因为未能及时配合才给燕人留下空隙，毛佩琦教授在《永乐皇帝大传》就诸路明军的协调问题曾发表这样一个值得深思的观点，可谓是振聋发聩。
而平安先后从耿炳文、李景隆北伐，曾在白沟河之役中力阻燕师南渡，败房宽，走陈亨，还差点阵斩朱棣。决战淝河时，其麾下胡骑火耳灰者“挺槊大呼，直前刺王”，奈何马失前蹄，被燕师俘虏。
可直到灵璧之役时，平安仍是一名副职，任右副总兵，位在左副总兵陈晖之下。不知为何建文帝始终不能放权予他，令其总制一方，或许与他曾经跟从朱棣“出师塞北”的经历有关吧？因同样缘故而遭建文帝猜嫌的还有前面提到的吴高和接下来将会提到的徐辉祖。
另外朱棣与北元及周边少数民族势力之间的微妙关系也不容忽视，他们是朱棣“靖难”之师的得力助手，这个话题我将会在另一个回答加以详述，目前尚未完稿。
除以上因素外，建文帝所用非人也是导致其失败的重要因素，如宋忠最后一次在《明太祖实录》出现时的军职是“凤阳卫指挥使”，直到建文年间不知何事擢升至“都督”。
削藩之初建文帝派遣宋忠提领沿边兵马及燕府护卫北上，以图分化燕藩。
北平闻变，宋忠自开平迅速南下，顿兵怀来，可战前他却弄巧成拙，诓骗军士，谎称朱棣已将他们的北平军属屠戮殆尽，当朱棣获悉此事后随即令北平军属“张其旧用旗帜为前锋”，宋忠麾下那些本来就作战意志不坚定的燕藩旧属知道宋忠的说辞是一出诳人的小丑之举后就更进一步感到不满，于是他们在阵前纷纷“倒戈来归”，宋忠也经此一战被俘。
朱棣俘获宋忠后，诸将“颇有喜色”，但朱棣却说“宋忠本庸才，以货赂謟谀奸臣得官”，可见宋忠绝非统军之才。
“靖难”伊始明廷的第一场大败就是宋忠杰作，如此重任建文帝却畀付“庸才”之手，一战便向朱棣投送了数万军队不说，还极大地助战燕师气焰，可见建文帝削夺燕藩的第一步棋就已经下错了。
而魏国公徐辉祖因其与燕府王妃的特殊身份始终被建文帝束之高阁，不敢委以重用。
建文二年（1400）爆发白沟河之役前，建文帝担心李景隆轻敌，于是派遣徐辉祖“帅京军三万为殿，星驰会之”，见于《明史纪事本末》。而《皇明资治通纪》的说法是“李景隆自德州进兵北伐，命魏国公徐辉祖帅师继之”。
最后徐辉祖“帅军为殿，独全军而退”。
不管怎样徐辉祖肯定参与了白沟河之役，至于“全军而退”，或是他在一旁观战？
建文四年（1402）正月，建文帝再命徐辉祖“率京军往援山东”。虽然在上一年，即建文三年（1401）六月时燕将李远曾率六千骑潜师深入，一连焚毁了济宁、谷亭、沙河、沛县四地积攒的“粮舟数百艘，粮数百万石”以及“不可胜计”的“军资器械”，但毕竟建文帝坐拥“天下之力”，他所能调动的人力、物力岂是“区区一隅之地”的朱棣可比的。
陶宗仪的《腊月二十七日雪》描述了建文朝廷往前线运粮的场景：
据晁中辰教授解释，建文三年（1401）的腊月二十三日正好是立春，到二十七日恰好是“立春三日”，就不知徐辉祖“往援山东”与此次馈运粮草有什么关联。
该年四月甲戌（廿二日），朱棣率师与何福、平安战于齐眉山，“自午至酉，胜负相当”，然后《实录》的记载就戛然而止了，仅“各敛军还营”而已，再书已是“明旦”。
然而，我们看到《皇明资治通纪》、《明史纪事本末》、《国榷》等书存有关于徐辉祖在齐眉山挫敌之事的记载。
如《皇明资治通鉴》：
《国榷》评价“官军再捷，势大振”。
有趣的是，齐眉山之役后的第二天，即四月乙亥（廿三日），燕军阵营中竟然出现了普遍的厌战情绪，于是上演一出“诸将”企图劝说朱棣北还，朱棣力排众议的戏码。
朱棣说罢，诸将仍“言多二三”，唯朱能、郑亨与朱棣“意合”，随后朱棣为了验证自己的演说效果，于是令“欲度河者左，不欲者右”，结果仅“数人就右”，惹得朱棣不禁大怒，斥声说道“欲度河者任所之”，从这里可以看出齐眉山之役已经严重影响了燕师军心。
值得一提的是，“敌军多南士，久劳于外，孰不思家”这段分析非常可笑，难道建文朝廷的“南士”比燕师的“北军”更能体会思乡之情吗？
但《明太宗实录》这段记载亦值得我们辨析，杨士奇撰写的《成国公赠东平王谥武烈朱公能神道碑》是这样记载的：
可见，齐眉山之役的结果绝不只是简单的“胜负相当”，而是燕师失利进而导致军心动摇，倘若朱棣意志不坚，听从诸将建言北还，则将机宜尽失，“靖难”无望。
但在齐眉山小胜之后不久，建文帝却一如既往地听信谗言，将徐辉祖召还京师，因为廷臣们认为“燕且北矣，京师固不可无良将”。
朱棣极力提振士气，而朝廷却自弱军心，一振一削之间，优劣已然瞬间逆转，随后燕师在廿九日的灵璧之役中大败明军，“靖难”进行到这里可以说是胜负已分，建文朝廷彻底被击垮，再也无力组织起对燕师的有力阻遏，开始进入覆灭的倒计时。
灵璧之役战果如下：
建文帝的自以为是最终葬送了他的朝廷。
综上，朱棣确实具备一定的军事才能，但战争的胜负往往取决于谁的失误更多，建文帝当断之时不可断，当缓之时不能缓，耿炳文、郭英二位自洪武时期赞理军戎的元功宿将因一时之败即漠然处之，徐辉祖、吴高鉴于姻连叛王而猜嫌勿用，他确如洪武帝遗诏说的那样，“仁明孝友”，然而仁厚的背后往往与柔弱相连，建文帝恰好就属于这一类人，他优柔寡断，不纳御使曾凤韶建言，治朱棣以“不敬”之罪，居然想的是“至亲勿问”，听其“还国”，又为了使朱棣“坦怀无疑”，竟不将入临的三位从兄弟系之宫禁，最后给了三人夺马北奔的机会，终令朱棣的“靖难”举兵无所顾忌。再如真定之败后，朱棣上书朝廷直斥奸佞擅权，建文帝则自作聪明，将齐、黄“屏窜遐荒”，欲图缓兵，然而这么做的结果却是坐实了朝中确有奸佞乱政的指责，这样的技穷之谋居然还施展过两次，果真是建文无人是也。凡此种种，不胜唏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