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对比蜀、吴的双方记载进行探讨
《关羽传》中就蜀方视角给出了明确的诱因是关羽对糜芳发出了明确的威胁信号，使得与关羽素来关系紧张的糜芳在最后的关键时刻选择了通敌反水，献城投降。
裴注《吕蒙传》于此事件就东吴的角度给出了记载
《吴书》的记载告诉我们士仁是尚有抵抗之心的，虞翻以聪明的人懂得防患未然，要为自己考虑以及明确告诉士仁此次东吴的军事行动系有内应里应外合，因而继续选择抵抗毫无意义等理由劝降士仁，于是士仁只好开城投降，但虞翻对士仁的投降行为抱质疑态度，于是建议吕蒙押送士仁以之行攻心之策继续劝降正在守城的糜芳，于是糜芳亦发生动摇，献城而降。
而《吴录》则提及了糜芳投降的内因，即糜芳因渎职引起失火焚烧军资的事件被关羽问责（映证《关羽传》的“还当治之”），因此这个迹象被孙权捕捉并利用，于是派人暗地勾结糜芳（亦与《关羽传》和《吴书》内容相映证），糜芳由于惧罪也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因此吕蒙等到荆州内部空虚的机会后得以成功的白衣渡江袭取江陵。但这里唯一一点不同的地方在于糜芳是等到吕蒙发起攻城之后方才以牛酒出降的。
因此，对照两方记载，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糜芳本来就与关羽的关系极为恶劣，再加上自身犯下大错的情况下被关羽揪到小辫子并扬言要惩治自己的强硬态度所威胁进而被孙权所利用，最终在惧罪和由来已久的想报复关羽的心理的爆发的共同作用下做出了这一选择，葬送了刘备的整个荆州军团。
此外，我们还可以根据相关史料分析一下其他的相关细节。
如果糜芳选择坚守，江陵城的防御力量能不能支撑到关羽回援？
我看到整个问题下很多人在不理解糜芳选择投降的时候又同时天然的认为糜芳只要选择坚守东吴此次行动就必定会破产。
但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是，此次行动是东吴蓄谋已久，投入大量资源所展开的势在必得的行动，无论时机还是战术都是环环相扣、天衣无缝的。
就如《吴书》中透露到的，荆州内部早已为东吴所渗透，因而吕蒙白衣渡江才能取得【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是故羽不闻知】的效果，如果没有内应的里应外合，是远远无法做到瞬间使得关羽苦心布置的防备东吴的沿江烽火台全部瘫痪的。
而且吕蒙早就考虑到关羽可能会因为顾忌他的存在而多留备兵，所以选择了告病还吴使关羽放松警惕“稍（逐渐）撤备兵”，目的就是“袭其空虚”，而身在陆口代行吕蒙之职负责领导渗透进荆州内部的内应的陆逊居然也能做到【具启形状】，并【陈其可禽之要】，可见陆逊对于荆州内部的情报应该是了如指掌因而能够向孙权报告【可禽之要】，再对比虞翻能够轻易劝降士仁和糜芳的情形来看，我们可以断定此时公安、江陵二城的力量基本上是达到了吕蒙想要的“空虚”的条件的。因而糜芳即便突然反悔临时选择固守，以江陵城此时的守备力量和早有准备的吴军的行动来看，结果无疑是不容乐观的。这一点也可以从《陆逊传》里陆逊在【至即克公安、南郡】后居然敢于【径进】收割余下地区的抵抗力量在短短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内所向披靡、招降纳叛成功完成封死关羽退路的行动来窥见端倪。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吴军此次行动不光有极为精准的情报支撑，还有孙权给予的极大程度的支持以及东吴的精英团队操盘预演多年的执行力极高的充分准备，以吕蒙入江陵城所施行的怀柔手段来看是不是感觉到颇为熟悉？皇叔能玩好的吕蒙照样能玩好并从根本上瓦解关羽部队的军心，陆逊兵贵神速打出的一系列收割战绩更是堪称基操勿6，可以说只要让吕蒙等到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关羽基本就要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此外关羽本人的性格缺陷亦要为此负上很大责任，很多人企图为关羽洗白认为关羽的恶劣态度于糜芳投敌而言无可指摘，那就未免是非不分了。
首先关于关羽的人品和性格怎么样，史料也有多处记载能够体现
【且羽为人强梁】——《董昭传》
【羽矜其骁气，陵轹于人】——《陆逊传》
【刚而自矜，以短取败】——陈寿
【然性颇自负，好陵人】——《吕蒙传》注引《江表传》
这些都足够说明关羽的性格缺陷算得上是臭名昭著了。
即便是关羽的本传亦无法掩饰糜芳、士仁【素皆嫌羽轻己】的事实，此处的“嫌”做动词时有“厌恶”之意，如《孔雀东南飞》里“大人故嫌迟”的用法，作名词时亦有“怨恨”之意，如《董和传》里“若远小嫌，难相违覆”的用法，可见糜芳、士仁与关羽之间的过节和恩怨由来已久，关羽在无法及时有效的对糜芳发起惩戒的情况下实在是没必要发出这种口头威胁刺激糜芳可能会做出的意料之外的逆反操作。这也显示出了关羽毫无城府的性格特点。
事实上，关羽在荆州的人际关系之烂很可能还要超出以上的记载。
如杨戏就很明确的指出了其中的根源
杨戏指责糜芳、士仁等人“怨兴司官”，其中恐怕关羽的责任可能要更大一些。因为你会发现，彼时荆州的官僚队伍里面，时为南郡太守的糜芳、公安守将士仁以及典署州事的潘濬等人几乎都与关羽很不对付，可见关羽的恶劣性格在同僚之间早已埋下不和的隐患而他本人又从来都不知收敛不以为意，因而糜芳、士仁“与羽有隙”，潘濬“亦与关羽不穆”。
但须知陈寿记这些内容从来都不是轻飘飘的。
谈到“有隙”，【于是璋收斩松，嫌隙始构矣】，刘备就因为刘璋杀了一个吃里扒外的二五仔，便直接“嫌隙始构”“勒兵向璋”灭人国家了。
谈到“不穆”，【虽事决于瑜，普自恃久将，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几败国事，此目前之戒也。】周瑜与程普不穆差点闹到“几败国事”坏了国家大计的地步。
可见关羽在处理同僚关系方面留下的负面记录基本也是其性格缺陷的体现。
也正因关羽有这样的性格，因而关羽行事作风往往率性而为、意气用事，同时也胸无城府、目中无人。最终自己也为自己的致命的性格缺陷买了单。
如此看来，关羽对盟友一贯的恶劣态度也就不难评价了，因为其一贯作风就是如此。
这一系列让人叹为观止的“关羽三连”的操作简直惊为天人。
很多人根据孙权求亲认定孙权行离间计有离间刘备关羽君臣的险恶用心，且不说陈寿并未给出结论证实这一脑补的情况，退一步讲，即便孙权带有这种目的，国家邦交之间互相埋钉子的情形俯拾皆是，但哪个合格的政治长官的外交操作有关二爷如此之秀？很多人强行认为孙权离间刘备关羽就一定会中计，这是不是太低估刘备与关羽之间的感情和信任基础了？而且谈及离间计的操作，刘备一方还真没有站在道德高地的资本，否则【昭、肃等先出，权独与备留语，因言次，叹瑜曰：“公瑾文武筹略，万人之英，顾其器量广大，恐不久为人臣耳。”】刘备此番离间孙权和周瑜君臣的作为又该作何评价？须知关羽“不许婚”的操作是没问题的，无论出于何种考虑，他都有权利拒绝孙权的联姻请求，这本没有问题，但问题恰恰是出在“骂辱其使”上的，使臣代表的是国家的形象和君主的意志，而如此羞辱无疑是对东吴国家尊严的践踏，无疑也是直接交恶双方关系的行为，不知道这有什么好洗的，至于其他的战争威胁和抢夺盟友粮草的风骚操作最终使得盟友背刺的意愿更加坚定就不多赘述了。
当然，孙权袭取荆州的原因不单单是被关羽所展现出来的极为强烈的威胁推动的，根本原因还是利益使然，荆州对于东吴赖以生存的想要全据长江天险的战略重要性毋庸置疑，因而在通盘策划完毕之后东吴终于抓住了绝佳的时机发起背刺，全取了刘备治下的荆州，收获颇丰。
而关羽对东吴的极为恶劣的态度，直接决定的还是他自己的性命能否保住的问题。
而降将能否求生，很大程度上本就取决于胜利者的心情和考量，张郃、徐晃、张辽等人投降曹操之时可从未有过关羽的风骚举止。关羽本人水淹七军擒获庞德和于禁后，前者【水盛船覆，失弓矢，独抱船覆水中，为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谓曰：“卿兄在汉中，我欲以卿为将，不早降何为？”德骂羽曰：“竖子，何谓降也！魏王带甲百万，威振天下。汝刘备庸才耳，岂能敌邪！我宁为国家鬼，不为贼将也。”遂为羽所杀。】，而后者俯首请降给足了关羽面子，因而免于斩首；同样的，糜芳、士仁、潘濬、郝普等人也从未向关羽一样对孙权不逊过，因而孙权可以对他们来者不拒；即便是以仁德著称的刘备，想要劝降蜀中名将张任，【先主闻任之忠勇，令军降之，任厉声曰：“老臣终不复事二主矣。”乃杀之】，遭到严厉拒绝后也不得不斩杀之，相比而言，反倒是暴而无恩的张飞居然有过“义释严颜”的操作，可见关羽在这方面连张飞都不及。
须知政治家在理性考量政治利益的同时也同样有感性的一面，人格受到侮辱，尊严受到践踏的孙权当然不会容许陷入绝境的关羽继续存活下去，因而关羽此前的作为决定的事实上是自己在那种情境下的存活系数，很明显，孙权打定了主意必须要他死，关羽也只能用自己的生命为此前的操作买单。因而孙权杀关羽亦是处置战败者的合理行为，无可指摘。怨不得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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