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后期的万历三大征，事实上并没有动摇国库的根本，万历死的时候国库里的钱并没有如有些史书上记载的那样耗尽，反而还有一定的积余。当然，在万历死后，西北匪患，辽东满清开始做大，因而军费自然飞涨，这是引发明朝最终走向崩溃的主因，主要原因总是由根本原因引起的。
朝廷的征税制度建立在不合实际的基础上是引发崩溃的根本原因。
万历三大征与明末战争的一个区别便在于军饷的摊派。
万历皇帝有一个不好听的绰号，与他上不上朝无关，叫做“与民争利”，什么叫与民争利呢？万历皇帝是有名的抠门皇帝，举一个例子，三大征里的援朝战争前后两次，使用的军饷竟没有超过千万两，而天启年光修辽东防务，一次就挥霍了数千万两银子。万历皇帝嫌自己的内库和国库里的银子少，便把心思打到了地方的海关、河道、盐务、矿产等领域，这些日渐新兴的产业主要把持在东南地区的地主士绅手里，而这些地头蛇和朝廷里的文官团体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表现在血缘、业缘和姻缘上。地主和官僚通过私人关系结交，利益错综盘结，彼此抱团成性，其中的利润在私人府库里积累和流转，而无法进入中央统一收发。
国家既有的收税制度还停留在洪武年间的传统收税上，而社会已经发展了两百年，原有的制度已经完全不符合新的形势，在封建皇权时代，有能力打破既有的利益链，将财政收税制度重新进行合理调整的只有皇帝。皇帝集道统天命于一身，对国家的政策有最终解释权，事实上万历皇帝也是这么做的，他将自己信赖的宦官派到各地这些新兴领域监管收税，为国库，当然也为自己的内库收到了大批的银子，国家有了钱，才能去做事情，其他的什么皇帝为自己死掉的狗弄了个金棺材，后宫淫靡，官僚文恬武嬉等等，都不是引发一个国家崩溃的根本原因。文官们的蛋糕被皇帝和中央分去了一大块，自然是反弹极大，言官们和朝中大臣打着各种幌子对皇帝连篇累牍的上书，劝诫，背后谩骂皇帝这么做是在与百姓争利，万历皇帝的这些举措某种程度上缓解了明末年年灾荒、农民与国家之间日渐尖锐的矛盾。
当然，等到了万历撒手人寰之后，按中国的老传统，本该是人亡则政息，文官们欢呼雀跃的等着要从新任的皇帝手里收回自己的利益，结果却盼来了九千岁。魏忠贤确实是私人人品极差，目不识丁，且勾结除东林党外的残余党派，可魏忠贤却的的确确的延续了从万历年间进行的对盐税、矿税、关税等项目的进行，有效的供应了东北辽军和西北剿匪的进行，百姓虽然耕种收入渐少，但大部分地区的土地征税依旧保持着相当低的水平。虽然艰难，但朝局尚可为系。
等天启英年早逝，崇祯上位，原有的平衡终于被打破。事实上，从嘉靖年开始，朝廷便形成了文官、宦官和皇帝三者的平衡。崇祯轻信文官体系，杀魏忠贤，却又不扶持新的宦官首领上台，导致三极中的宦官势力不再，皇帝以下的权力都集中到了文官手上，文官们高高兴兴的清算了之前跟着魏阉混的官员及宦官，并如愿以偿的让皇帝遣回派往各地监督收税的宦官们。蛋糕终于又回到自己手里了，地主士绅和官员们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眼睛放在家里的一亩三分田上，全然不顾国家隐藏着的巨大灾难。
反正西北匪患也整的差不多了，东北的满清也被阻止在山海关外了，大家又可以吃着火锅唱着歌了。哦，对了，在皇帝面前还是要装出一副公忠体国，清廉刚正的样子来，影帝还是要当的，老家的钱还是要收到自己腰包里的。
几年后，辽东的八旗在皇太极的带领下日渐强大，辽东军饷飞涨，国家要钱啊，文官们漠视自己东南地区的富庶繁华，把要加派的税收放在了已经贫瘠不堪的西北，终于导致了从西北到河南大片地区的农民起义。崇祯左支右绌，终至最终吊死煤山。
三饷加派不应该从本已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农民手里拿救命粮，而是应该拿富得流油的地主士绅和与其保持紧密联系的文官开刀，财富如此“藏富于民”，明末的征税制度最终让所有人都尝到了恶果。地主们在闯军们的“追赃助饷”中纷纷被清算，起义的农民军的胜利果实被满清轻易摘走，口是心非的文官们做了三姓家奴，最后剃发易衽，拜倒在人口不足十万人的满清脚下，以做奴才为荣。
乱象1644，大明朝没有最后的赢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