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勒规则（Taylor rule）
认为联邦基金利率应该等于通货膨胀率加上一个“均衡”的实际联邦基金利率（在长期里与充分就业一致）再加上两个缺口的加权平均：
（1）通货膨胀缺口，即当前的通货膨胀率减去目标通货膨胀率；
（2）产出缺口，即实际GDP偏离其潜在（自然率）水平估计值百分比。
这个规则可以写成：
联邦基金利率=通货膨胀率+均衡的实际联邦基金利率+1/2×通货膨胀缺口+1/2×产出缺口
泰勒假定均衡的实际联邦基金利率是2%，如果现在通货膨胀率是3%，导致通货膨胀缺口为正的1%（=3%-2%）。
而实际GDP高于其潜在水平1%，有正的产出缺口1%。
因此，泰勒规则表明，联邦基金利率应该设定为
6%=[3%的通货膨胀率+2%的均衡实际联邦基金利率+1/2×（1%的通货膨胀缺口）+1/2×（1%的产出缺口）]
泰勒规则的一个重要特征，通货膨胀缺口的系数1/2为正数。如果通货膨胀率上升1个百分点，联邦基金利率指标就提高1.5个百分点，提高幅度超过一比一的比率。
货币当局提高名义利率的幅度应当超出通货膨胀上升幅度。
如果名义利率上升幅度小于通货膨胀上升幅度，可能引发通胀螺旋式上升。
原因是通胀上升导致货币政策的实际宽松，未来通胀率进一步升高。
实际泰勒规则表现如下图
联邦基金利率与泰勒规则，1960-2020
在格林斯潘于1987年成为美联储主席以后，泰勒规则在描述美联储设定的联邦基金利率方面表现非常好，相关性也非常高。
泰勒原理
中央银行设定的名义利率应该对通货膨胀的变化作出多大的反应？
回忆货币政策的方程：
式中θπ和θY是衡量中央银行设定的利率对通货膨胀和产出的反应大小的参数。
根据这个方程，通货膨胀上升1个百分点引发名义利率上升个百分点。
通常我们假设系数大于零，所以，在通货膨胀上升的任何时候，中央银行提高名义利率的量都更大。
设想中央银行采取不同的行为，即名义利率提高的量低于通货膨胀上升的量，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参数将小于零。
动态总需求方程为
如果θπ系数为负，那么，通货膨胀的增加将增加产出的需求量。如果通货膨胀的增加导致名义利率的更小增加（由于θπ<0），实际利率就下降。
更低的实际利率降低了借款的成本，这又增加了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量。因此，负的θπ值意味着动态总需求曲线向上倾斜。
当DAD（动态总需求）曲线向上倾斜时，通货膨胀可能变得不稳定。
假定有一个仅维持一个时期的正向总需求冲击。
通常这样一个冲击对经济将只会有暂时的影响，通货膨胀率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回到其均衡状态。
如果θπ<0 ：
1.正向需求冲击增加了当期的产出和通货膨胀
2.由于适应性预期，社会预期更高的通货膨胀
3.由于企业部分基于预期通货膨胀设定价格，更高的预期通货膨胀导致在随后的时期里更高的现实通货膨胀（甚至在该需求冲击消失以后还是如此）
4.中央银行提高名义利率应对更高的通胀。但是，由于θπ<0，中央银行名义利率的增加量低于通货膨胀的增加量，因此，实际利率下降
5.由于更低的实际利率，产品与服务的需求量增加到自然产出水平之上
6.由于产出高于其自然水平，企业面临更高的边际成本，通货膨胀再次上升
7.经济回到了步骤2
经济陷入了通货膨胀和预期通货膨胀越来越高的恶性循环。通货膨胀螺旋式上升，失去了控制。
如下图：从t-1时刻A点，到t+2时刻D点，社会中通胀持续上升。
动态AD-AS模型得出了一个很强的结论：
为了稳定通货膨胀，中央银行将名义利率提高更多，来应对通货膨胀的上升。
然而，自2003年以来，美国联邦基金利率长期低于泰勒规则的预测值
原因在于:
第一，泰勒规则中的通胀指数是GDP平减指数，而美联储更关注的是波动性较低的核心通胀；
其次，自然利率和GDP自然增长率不是固定的。事实上，与泰勒规则提出的时候相比，无论是自然利率还是自然增长率都有了明显的下降。
第三，通胀和生产率被赋予相同的权重，是固定的，但不同时期美联储的政策重点会有所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