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呢，一直都認為南宋理學沒有什麽用。有更有甚者說什麽南宋理學歪曲的孔子，弱化漢族。簡直胡說八道
很多人不知朱子学之刚健有力。朱子治学极严谨，而或以为拘碍耳。朱子之学至广大，后学不善学，流为拘碍，非朱子之过也。其解“克己复礼”，别开生面。朱子倡言刚健之学，理解的颜子亦是极刚硬有力的，他说：“如今人多将颜子做个柔善底人看。殊不知颜子乃是大勇，反是他刚果得来细密，不发露。如个有大气力底人，都不使出，只是无人抵得他。孟子则攘臂扼腕，尽发于外。论其气象，则孟子粗似颜子，颜子较小如孔子。孔子则浑然无迹，颜子微有迹，孟子，其迹尽见。然学者则须自粗以入细，须见刚硬有所卓立，然后渐渐加工，如颜子、圣人也。”
陆子静推崇仲弓，朱子不以为然，认为颜子修身更有用，言克己复礼，轩轾其优劣道：“克己复礼，是刚健勇决，一上便做了。若所以告仲弓，是教他平稳做去，慢慢地消磨。譬如服药，克己者要一服便见效。敬恕者，渐渐服药，磨去其病。克己复礼，是截然分别个天理人欲，是则行之，非则去之。敬恕则犹是保养在这里，未能保它无人欲在。
克己复礼，如拨乱反正。主敬行恕，如保泰持盈。二者自有优劣。仲弓如把截一江一 淮，颜渊如欲服中原。仲弓是防贼工夫，颜渊是杀贼工夫。颜子如将百万之兵，一操一纵在我，拱揖指挥如意。仲弓且守本分。颜子之于仁，刚健果决，如天旋地转，雷动风行做将去。仲弓则效藏严谨做将去。颜子如汉高祖，仲弓如汉文帝。乾卦从知处说来，坤卦只从持守处说，只说得一截。如颜子克己复礼工夫，却是从头做起来。定先要见得，见得后却做去，大要着手脚。仲弓却只是据见成本子做，只是依本画葫芦，都不问那前一截。向时陆子静尝说，颜子不如仲弓，而今看着，似乎是克己复礼底较不如那持敬行恕的较无事。但克己复礼工夫较大，颜子似创业之君。仲弓不解做得那前一截，只据现在底道理持守将去。”
钱穆在《朱子学提纲》特表而出之，评价道：“上引有几项当特加注意者。一是朱子心中所想象之颜子，乃与东汉以下迄于北宋理学诸儒所想像者有绝大之不同。朱子想像中之颜子，乃是刚健果决，具有一种极强之内力，能勇一猛一精一进，如天旋地转，雷动风行做将去。如将百万兵，一操一纵在我，拱揖指挥如意。故朱子又说颜子决不是一衰善底人。
其二，朱子批评主敬工夫只是持守，敛藏谨严做去，专是涵养不走作，也未能保得内心一无人欲之潜在。正如看守门户，门外贼不易进入，但门内有贼，仍可躲藏。
其三，朱子把宇宙本体分作乾坤两项，乾道刚健，坤道柔和。乾道主知，能创，尚动进。坤道主守，尚顺从，只是依本画葫芦，保养在这里。故说乾道奋发而有为，坤道静重而持守。乾道能创业，坤道只是下一截。宇宙界如此，人生界亦然。颜子工夫直做了上一截，仲弓只做得下一截。其四，当时理学家似乎反看重了仲弓那下一截，他们在自然，要无事，要不犯手脚。孔子告仲弓，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当时理学界，似乎特地喜欢那气象与境界。至孔子告颜渊乃曰，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
似乎落在琐碎处，枝枝节节，似乎处处有窒碍，要着手脚。不如仲弓，大体和粹无事。而且颜渊像从外面做，仲弓乃从内部做。当时理学界，都喜说内部，能较无事，不用力，不着手脚，不犯做作相，能浑然识得此体。因此，一般意见反而觉得颜子不如仲弓，即陆象山亦如此。象山又说，颜子不似他人样有偏处要克。又说颜子不如仲弓。朱子则是更进一层，直入内心深处，直透到人心内在力量方面来欣赏颜子。”
钱穆感叹：“宋明理学多偏在坤道上用功，都只欲持守一现成道理，现成本子。论其一性一格，似多近淳和一边。即是汉唐儒，亦何莫不如此。惟汉唐儒乃以经学上之训诂注疏工夫来认取此一现成道理，而理学家则从心地修养静敬工夫来持守此现成道理。要之皆是坤道下一截工夫。
惟朱子论学，要抉发出此一至明至刚之心体，要从乾道知处从头做下。今不论朱子阐发《论语》此章本义是否恰当。要之朱子理想中之颜子，与其理想中之圣学，则实在秦汉以下儒学传统中独开生面，迥不犹人。朱子实亦有意为儒学创出一新局面，亦要人天旋地转雷动风行般去做。惜乎此后理学界，绝不能在此一方面深识朱子之用心。”如能深识字发挥朱子此类之学，岂不能强身强国哉？朱子倡雷动风行，大刀阔斧，刚健勇猛，力雄于陆王。
同時朱子亦富有爱民族之热情，当金虏猾夏，中原沦没，数次上书主战，反对和议，言辞激烈，攘夷复仇之心，至老不衰，与陆游同，且发挥春秋大义，谓靖康之祸乃万世必报之仇，何其刚硬铁血！岂俗所谓拘碍病恹恹哉。船山晚崇朱子，固有以也。
也正是因為理學思想，南宋漢人一直抵抗蒙古數十年。在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北地“大儒”郝经受蒙古大汗忽必烈之命赴南宋议和，被南宋漢人囚禁达十六年之久。善待来使是外交道德的基本要求，當時南宋漢人是在捋虎之须，履虎之尾。
為什麼要囚禁郝經，是因为蒙古是夷狄，是犬羊，是禽兽，对他的来使没有必要讲信义，这集中体现了南宋理學思想界的严防华夷之别的特点。
从南宋初期以来，北方夷狄政权就被视为不守信义、不知廉耻的野蛮之邦、禽兽之域，因而，华夏文明在对抗夷狄时，或许军事上难处上风，但是夷狄的文化根性注定了它的军事优势和政权决不会长久。人们还从历次的华夏与蛮夷的争斗中寻找这样的证据，他们坚信，恪守传统道德，传承道统，国家就可以长久，文明就不会断绝，这是华夏之所以为华夏的优势所在，天不灭，道亦不灭，承载道统的华夏文明亦不灭。
朱熹曰：“中国所恃者德，夷狄所恃者力。今虑国事者大抵以审彼己、较强弱为言，是知夷狄相攻之策，而未尝及中国治夷狄之道也。盖以力言之，则彼常强，我常弱，是无时而可胜，不得不和也。以德言之，则振三纲，明五常，正朝廷，励风俗，皆我之所可勉，而彼之所不能者，是乃中国治夷狄之道，而今日所当议也。诚能自励以此，则亦何以讲和为哉?”
最後，漢族的民族主義從孔子開始，一直到朱熹為巔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