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我搬运一篇旧作过来。
成语，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它可以脱胎于煌煌史册，可以铸形于文学典故。成语的表达精简，意韵幽微，蕴大义于只言片语之中。每一个耳熟能详的成语背后，或关乎名臣良将，贤君圣主；或来自乡野童谣，地域文化。
比如汉初的军事家韩信，除了赫赫军功，对成语亦有特殊贡献。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司马迁单单叙述韩信生平，便首创了三十个左右的成语，如赞其功业的“国士无双”，如警其处境的“功高震主”。再如文学家苏轼，倚仗一手锦绣文章，珠玉诗文，创造了“出人头地”、“不合时宜”、“河东狮吼”、“龙肝凤髓”、“胸有成竹”、“水落石出”等沿用至今的成语。不过，这一对文武的成语贡献加起来，也要在一位真正的“成语大家”跟前败下阵来。
这就是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有“百代文宗”之美名的韩愈。
唐大历三年（公元768年），河南孟州，韩愈出生了。这位光耀后世的文学大家，童蒙乃至少年时期并不算顺遂。他三岁丧父，由兄长韩会抚养。
韩家子孙振振众多，这位兄长足足大了韩愈三十岁，正所谓“长兄如父，长嫂如母”，韩会夫妻给予了这位幼弟如父母般的养护。而韩愈因自知是孤儿，每日“焚膏继晷”，读书勤勉。加之生在官宦世家，自小“耳濡目染”诗文书经，也确是天资聪颖。七岁时出口成章，可谓是“出群拔萃”，十三岁时的文章便已经能做到“文从字顺”、“钩玄提要”。然而，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韩会被贬为韶州刺史，就任不久便病逝于韶州。至此，韩愈只能与寡嫂相依为命，二人先回了河阳安葬韩会，又避居宣州。
这并非是韩愈第一次失去兄长，在他的《祭十二郎文》中，便有自陈身世的一句“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而原本还惟兄嫂是依的韩愈，此刻也已是“伶仃孤苦”。他曾回忆寡嫂当年指着自己叹息说：“韩氏两世，惟此而已！”当年的韩愈，未能悟出这句话的悲苦，直到长大成人，才明白这是在慨叹韩氏骨肉零落，频频夭亡，在世的韩氏子孙“屈指可数”。韩愈已是近乎“形单影只”。
长大后，韩愈与众多读书人一样，踏上了科举之路。他崇尚古文，认为古文有“浑然天成”的厚重，在科场中亦勇于行此文风，推崇汉赋大家扬雄、司马相如等人，并认为几位大家的辞赋有“异曲同工”之美。那时的韩愈，诗歌还颇有豪侠之气，十七八岁的年纪，他在诗歌中大赞“一尊春酒甘若饴”，自诩“此乐无人知”，在花前醉倒高歌，“举手投足”间皆是少年人的放旷，自称是“楚狂小子韩退之。”此时的韩愈正是“踔厉风发”之年，热切地盼望着能够在科举考试中“大展宏图”。不过，当时的长安作为超级大都市，物价居高不下，长期居家备考的韩愈，遇到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好在北平王马燧为韩愈谋了一份讲学的差事，让他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
可惜韩愈从贞元二年，一直考到贞元五年，统统名落孙山，未能高中。首考之际，他作为一名孤立无援的“长安漂青年”，曾试图去投奔自己的族兄韩弇，请他为自己“公卷”延誉。何为“公卷”延誉？那时的科举考试，并不完全唯考卷文章是举，更不会单因才学而“一视同仁”，还需要倚仗当世名人大儒的推荐。考生们会将自己平日的诗文递送给鸿儒高官，请他们传阅，并向考官举荐自己。大人物们也乐于对年轻应试者的文章“先睹为快”，寻求共鸣，主考官将会根据这些大人物的建议综合裁定。
可惜的是，韩愈所求助的族兄韩弇在吐蕃劫盟事件中遇害，让韩愈失去了这一重青云好风。而单从文章上来讲，尽管韩愈文才不俗，其行文风格却并不符合科场所喜好的风格。韩愈追求载圣人道的古文遗风，而科场却偏好别致精巧的四六骈文。尽管韩愈也写作骈文应试，仍是不遂人愿。
贞元八年（公元792年），韩愈的文风与同样推崇古文的副考官梁肃、兵部侍郎陆贽等人“不谋而同”，自此，第四次参加科举的韩愈终于金榜题名。然而。这也仅仅是跨过了头一道门槛，韩愈还须参加吏部诠选。在这一门考试中，好运同样没有光顾韩愈，贞元九年（793年），韩愈首考落败，同年，与他相依为命的寡嫂去世，“垂头丧气”的韩愈回到河阳老家为其守丧。
贞元十年（公元794年），韩愈再赴长安应考，落选。他在《答崔立之书》中愤然抒怀，“不平则鸣”，他斥责科场取向标准过于单一，择优而仕的初衷已是“名存实亡”，并不能真正筛选出博学者。长此以往，无异于“坐井观天”，即使是屈原、孟轲、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这些古贤复生应试，恐怕也难以入选为荣。
话虽如此，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韩愈还是第三次参与考试。
榜上无名。
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韩愈第四次参加考试。
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三考三落的韩愈终于通过了吏部铨选，次年，任国子监四门博士。结束了他坎坷挣扎的科考生涯。
入仕后，韩愈也并未向权贵“俯首帖耳”、“摇尾乞怜”，以求“飞黄腾达”。他的散文自然通达，擅长说理。并且敢于直陈国弊，无所畏避，也颇以才华自矜。这样不与世俗相容的高古品格，也注定了他的仕途不会顺遂。
当时的皇帝唐宪宗推崇佛教，传闻法门寺佛塔供奉了一节释迦牟尼的指骨。宪宗听说后，便命人郑重其事地将这件圣物在宫中供奉三日，以祈国运。俗话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此事流传到民间，王公贵族奔走舍施，普通百姓更是宁可废业破产，也要烧顶灼臂而求供养。
此时，担任刑部侍郎的韩愈，“雷厉风行”地上了一道流传至今的《谏迎佛骨表》劝阻宪宗，可谓是敢于谏诤。“愈素不喜佛，上疏谏之。”
这封奏章呈送御前，引得宪宗勃然大怒，也在朝中掀起了“轩然大波”。不少人认为韩愈真真是在“大放厥词”，即使有臣子为韩愈讲情，在“不可收拾”的局面下，皇帝依然将其贬为潮州刺史。《新唐书列传·卷一百零一》：“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将抵以死。……中外骇惧，虽戚里诸贵，亦为愈言，乃贬潮州刺史。”
而朝奏夕贬的韩愈，在极度悲愤中，写下了著名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数月后，韩愈心怀愤懑，到达潮州。潮州所处的岭南地区当时远不及京城、江南繁华，不但农耕技术落后，还偶有灾祸。不少官员被流放岭南后，都开始自暴自弃，疏懒理政。韩愈却没有像他们一样对岭南陈弊“熟视无睹”，相反，韩愈骨子里“悲天悯人”的情怀让他不忍坐视生民疾苦，岭南的延滞落后让他“怵目惊心”。他开始了自己的主政规划——先是着手推广北方先进的农耕技术，兴修水利。又立下赎放奴婢的新政，还自掏腰包，联合当地的秀才们一起兴办乡学，给予了当地百姓自由、饱暖与受教育的机会。
主政之初，韩愈几番询问当地百姓的困难之处，听闻恶溪中有鳄鱼，常常吃掉百姓的牲畜，让本就不富裕的百姓穷困潦倒。“初，愈至潮州，问民疾苦，皆曰：“恶溪有鳄鱼，食民畜产且尽，民以是穷。”
数日后，韩愈就带领自己的下属，到达传闻中闹鳄鱼患的溪水边，先将一只羊、一只猪投进溪水，又展开一纸文章开始宣读——这就是著名的《鳄鱼文》（又名《祭鳄鱼文》）。
一番祷祝后，溪水中风疾电彻，“变化莫测”，数日之后，溪水竟然全部干涸，向西移徙了足足六十里。从此，潮州再也没有鳄鱼使得百姓发愁。
诚然，这桩带有上古神话色彩的驱鳄之事存在“虚张声势”的可能性，不能尽信。值得赞扬的是韩愈向庙堂陈情、为生民除弊的精神，他为当地的民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地的山水甚至皆名为“韩山”、“韩水”，用以记颂韩愈的善政。可见，对百姓而言，是不是真能呼风唤雨，唤神驱鳄并不是那样重要。能为生民立命的韩愈，在潮州百姓心中，就宛如神明一般，值得于韩公祠中巍然高坐，受香火供奉。
数经起落的韩愈，其形貌也远远比同龄人显得沧桑憔悴，才五十岁，便已经“发白齿落，理不久长。”他给唐宪宗的陈情亦是字字泣血，既有言明自己公忠体国的话语如“臣以狂妄戆愚，不识礼度，陈佛骨事，言涉不恭，正名定罪，万死莫塞。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谓言虽可罪，心亦无他。”
也有哀哀陈情，描绘了在潮的种种凄然情状，比如说自己出现了“水土不服”的情况。“臣所领州……飓风鳄鱼， 患祸不测。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加以罪犯至重，所处远恶，忧惶惭悸，死亡无日。”
这封情真意切的陈情表一经御览，便重新唤回了二人的君臣的情分，韩愈也被调往袁州任刺史。“帝得表，颇感悔，欲复用之，……乃改袁州刺史。”
长庆四年十二月，五十七岁的韩愈生命走到了终点，受赠礼部尚书，谥曰文。
韩愈在当世便已十分知名，他坚守性情，不少人以经其指点，“传道授业”，从而列其门下为荣，自称是韩门弟子。“愈性明锐，不诡随。……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 皆称‘韩门弟子’。”
苏轼赞扬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浩然而独存者乎“。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誉满天下，文盖万古的百代文宗，却拥有着不算长命，却足以称得上坎坷的一生。少年时骨肉离散，他茕茕孑立，勤学苦读，怀抱着金榜题名、济世安民的大梦。
青年时期的他七次科考、六次落榜。科场失意，古文信仰更是大受打击。即便他“无与伦比”的才华最终遇到伯乐，成功入仕，仍然未能摆脱时势之下不能自主的命运。
庙堂沉浮，他屡遭贬谪，颠沛流离，难以实现少时高中科举，平步青云的美好憧憬，他在《祭十二郎文》中自陈“毛血日益衰，志气日益微。”他深知悲者无穷期，恨不能“从汝而死也。”
这位“百代文宗”尚且如此，遑论无数郁郁不得志的文人政杰，更遑论孜孜勤学而不得酬的人间举子。正如杜甫《梦李白》中的那句“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也是这样严毅厚重的韩愈，却在诗文中寄托了他少有的、感性文人的一面。这些诗文或放旷，或豁达，都证明在他饱经风霜，苍苍憔悴的心中，或许还醉卧着当年流连花间的“楚狂小子韩退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