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看了一本关于测谎历史的书，感慨万千。
我曾经也和题主一样，觉得测谎仪就算不准也应该有很高的准确率，直到看完这本书以后才发现，完全不是这一回事情。
我来讲一下有关人类测谎和测谎仪的历史。
一个关于渴求，贪婪和执念的历史，但是最后，还是输在了人性的复杂之上。
1922年5月30日，夜，旧金山。
一个男人急匆匆撞开急诊室的门，从头到脚都是血。
他此时身上的血不是他的。他叫亨利·威尔肯斯，三十六岁，是德国移民，在旧金山当机修工，他的妻子安娜被推进了手术室，医生忙了几个钟头，但是还是没能把人留住。
那天是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按亨利的说法，他那一天带着安娜和两个孩子出城野营，晚上开车回家，那晚雾很大，一辆车从雾里追上来，把他们逼停在第十九大道和莫拉加街的路口。
一个蒙面人拿枪对着他们，要钱。
亨利交出了三百美元。
但是劫匪还不肯走，又伸手去撸安娜手上的戒指，亨利立刻去摸自己的枪，但是对方的枪先响了。
节日，孩子，大雾，一个为了护住妻子拔枪的丈夫，这个故事里的每一样东西拿出来都能往人心窝里扎，报纸本该一边倒地站在他这边才对。
但是，警察却越查越觉得哪里不对劲。
有目击者咬定，劫匪开的是一辆哈德逊，亨利报给警察的却是另一种车。两天后，警方逮住一对有案底的兄弟，沃尔特·卡斯特和阿瑟·卡斯特，起因是两人拿了一张一百美元的大钞去付修车钱，列队辨认的时候，亨利却一个也没认出来。
紧接着，记者翻出了更要命的东西。
就在几周前，安娜刚向法院申请离婚，告丈夫对她动粗、在外面有人。警方又查到，亨利和沃尔特·卡斯特早就认识，两人一起干过活，但是亨利咬死了说不认识他。
卡斯特兄弟的不在场证明很快露了馅，可等警察回头再去找，两个人都已经跑了。
嫌疑最大的丈夫什么都不认，另外两个嫌疑人下落不明，案子就这么卡住了。这个时候旧金山警方忽然想到了海湾对岸、伯克利警察局里的一件新家伙，据说那东西能看穿人心。
6月9日，亨利被带进旧金山司法大楼。等着他的是一个叫约翰·拉尔森的年轻警察，还有一台像是从医学院实验室里搬出来的仪器：一只量血压的袖带绑在胳膊上，一根带褶的橡胶管缠在胸口，几支细细的描记笔在转动的记录纸上画着线。
亨利一坐下就情绪激动，测试中途停了三次。等他终于平静下来，纸上的曲线高高低低地往前走，始终没有出现那种陡然蹿上去的尖峰。
拉尔森告诉记者，这个人看起来说的是实话。
当天晚上，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一名调查员一路尾随亨利，发现他偷偷去见了一个人：卡斯特家的另一个兄弟。
见面时，亨利得意洋洋地说起了白天那场测试。
他过了。
那台机器那时才问世一年多，报纸给它起了个响亮的名字：测谎仪。
而人类想要这样一台窥见人心的机器的愿望，早就已经持续了几千年。
最早的时候，人类把识破谎言的活儿交给神明。
中国人在这件事上曾经有过一个很美好的想象。
东汉的王充在《论衡》里曾经记过一个儒生们常挂在嘴边的传说：上古的法官皋陶断案时，碰上罪名拿不准的案子，就会牵出一头独角的神羊，让它去顶人。有罪的，它就会去顶；没罪的，它不会顶。这头神羊叫觟䚦，也就是后来大家常说的獬豸。
汉字里的“法”，古时候写作“灋”，里头就蹲着它。《说文解字》解释这个字：“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
不过当初王充记下这个传说，可不是为了给它捧场的。他写《论衡》，为的就是“疾虚妄”，专挑这种神神叨叨的说法下手。
他先直接拿那只角开刀，称羊本来都长两只角，这头羊只长了一只，比别的羊还缺一只，有什么好神的？
接着他又说，这头羊也许天生就爱顶人，未必真认得出谁有罪，不过是皋陶想借神物帮自己办案（“皋陶欲神事助政”），又怕被判了罪的人不服气，干脆谁被羊顶了就判谁，好让大家心里发怵，不敢犯法（“欲人畏之不犯”），被定了罪的人家，到死也说不出一句怨言。
王充最后给出的结论是，这头神羊不过“盖有虚名，无其实效也”。
但是一头能辨别谎言的神羊灵不灵，到底还是不要紧的，要紧的是大家信它灵。
可獬豸终究只活在传说里，真到了公堂上，审案的人依然只能靠自己的一双眼睛来判断。
一千多年后，后来的人们如果读到这一段，也许会觉得，王充是个先知，或者人类，一千多年了，从来没有变过。
《周礼》里已经记着一套齐全的审案规矩，叫“五听”：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东汉经学家郑玄曾经给它们作过注，今天读起来就像一份审讯观察手册。
理亏的人，他们说话会絮烦，脸会红（“不直则赧然”），气会喘（“不直则喘”），听人问话会发懵，眼神会发虚。
“不直则喘”这四个字，放到一千七百多年后的伯克利，就是缠在嫌疑人胸口的那根橡胶管。
我们还有个耳熟能详的成语，叫做贼心虚。一个人是否心虚是看不见的，可他脸红、出汗、喘粗气、嘴里发干，这些我们都看得见。不少古老的文明和中国一样，都隐约地摸到了这一点，那就是在说话的人，即使他嘴硬，但是他的身体会替他招供。
古印度的法典里曾经记载过一种米粒神判，就是让嫌疑人先嚼一把米然后再吐到一片叶子上，米上见血、牙龈受伤，或者人浑身发抖，就算有罪。虽然在今天看来这条规矩属于装神弄鬼，但是“发抖”这一条在生理学上却有一点歪打正着，因为人在极度紧张的时候，身体确实会不由自主地发抖。
而欧洲人的神判就没这么讲道理了。他们会把嫌疑人捆起来扔进冷水里，沉下去算清白，浮上来算有罪，因为圣洁的水不肯接纳罪人，或者让他攥着一块烧红的铁走几步，把手包扎好，三天后拆开看，伤口干净的算无辜，化脓的算有罪。
这一套规矩在欧洲居然还能断断续续用几百年，直到1215年，教皇英诺森三世召开第四次拉特兰公会议，禁止神职人员为神判祝祷，它才一点点退出了历史。
不过古代西方人在这方面也并非完全是笨蛋，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曾经记下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塞琉古王国的王子安条克得了一场怪病，茶饭不思，一天天消瘦下去，御医们查不出病因，宫廷医生埃拉西斯特拉图斯在他床边守了好些日子，留意每一个进出房间的人，然后他发现了一个规律：只要王后斯特拉托尼丝一进门，王子就说话结巴、脸上发烫、浑身冒汗，脉搏乱得不成样子。
斯特拉托尼丝是国王塞琉古年轻的妻子，也就是王子的继母。王子爱上了她，但是宁可病死也不肯说出口。
医生把实情告诉了国王，国王最后把王后让给了儿子。
这个风流趣事被后人反复讲了两千多年。一个人拼了命藏住的禁忌秘密，最后被他自己的脉搏说了出来。
到了1730年前后，伦敦街头抢劫成灾。一本出主意整顿治安的小册子里写下了一句话，后人一般把它算在丹尼尔·笛福名下，就是写《鲁滨逊漂流记》的那个笛福：
“罪疚总是与恐惧形影不离。贼的血液里有一种颤栗，只要留心，便足以将他识破。”
笛福倒是没说该怎么去“留心”，差不多同一时期，英国乡村牧师斯蒂芬·黑尔斯把一根铜管插进了一匹母马的动脉，铜管上又接着一根长长的玻璃管，马血顺着管子往上冲，一直冲到八英尺多高，这是人类第一次量出血压。
量的是马。
从量马到量人，再到能从人身上量出一点谎言，又走了一百多年。
十九世纪下半叶，意大利都灵有个生理学家，叫安杰洛·莫索。他花了很多年思考一件事情：恐惧会怎么通过人的身体表现出来？
莫索曾经造过不少古怪的仪器。有一种要把人的手臂封进一个灌满水的筒子里，血液涌进涌出，手臂的体积就会有极细微的变化，仪器会把这种变化画成曲线。
他之后遇到了一个叫贝尔蒂诺的农民。贝尔蒂诺头部曾经受过伤，颅骨上留下了一个缺口，隔着一层头皮，能摸到底下的脑子在跳。
莫索把记录装置接到这个缺口上。然后有一天中午，教堂的钟声响了，记录纸上的脑搏动忽然猛地加强，莫索问他刚才在想什么，贝尔蒂诺说，他听见钟声，想起该念《圣母经》了。
一个念头，在仪器上留下了痕迹。
可脑袋上带着窟窿的人毕竟可遇不可求。为了在健康人身上也能看出人脑的活动，莫索又造了一张能翘起来的“人体天平”：人平躺在一块架在支点上的木板上，两头先调平，再让他心算，或者给他念点东西听。
莫索发现，躺着的人只要一动脑子思考问题，头那一端就会慢慢往下沉。他认为，那是血流进了大脑。
1884年，莫索出了一本书，书名就叫《恐惧》。
同一座城市里，此时还住着一个比莫索出名得多的人，那就是犯罪学家切萨雷·龙勃罗梭。龙勃罗梭最出名的理论叫“天生犯罪人”，他相信罪犯是返祖的野蛮人，从头骨的形状、耳朵的大小、下巴的宽窄就能认出来，这套学说后来被扫进了伪科学的垃圾堆，但是在当时风靡整个欧洲。
可就是这个以貌取人的龙勃罗梭，成为了最早把仪器带进审讯的人之一。他用过一种水脉搏描记器，嫌疑人把手伸进盛满水的容器里，脉搏和血压的细微起伏就会被记录下来。
他在一个叫彼得罗·贝尔索内的惯偷身上用过这台东西，还把这个案子当作仪器断案的例子写进了书里。
一个相信坏人写在脸上的人，最后把目光探进了嫌疑人的血管里。
那些年，其他科学家们也正一样一样地尝试给人类的情绪装上刻度。
1888年前后，法国医生费雷和俄国生理学家塔尔哈诺夫先后发现，人受到惊吓或者情绪起伏时，皮肤的导电性会变，后来测谎仪上的皮电就是从这里来的；1914年，意大利心理学家贝努西报告说，说谎的人吸气和呼气的时长比例会变。年轻的荣格在苏黎世拿词语联想测验去探病人心里压着的“情结”，还用它查过一桩失窃案，后来他干脆把电流计也接了上去。
血压、呼吸、皮肤，三条路走到最后，最后都得出了同一个结论，那就是一旦人类心理起了波澜，随之身上就会荡开涟漪，而这个涟漪又是可以被测量的。
但是要把这些涟漪和谎言对上号，还需要一个能把实验室搬进法庭的人。
他从德国来，后来当上了哈佛的教授。
雨果·闵斯特伯格是实验心理学祖师爷冯特的学生。1892年，哈佛的威廉·詹姆斯把他从德国请过来，主持哈佛的心理学实验室。这人一身普鲁士教授的派头，自信到近乎傲慢，认定心理学能做到的事，远远不止大学里那一亩三分地。
1907年夏天，他去了爱达荷州的博伊西。
那里当时正在审一桩全美瞩目的大案。1905年12月30日，爱达荷前州长弗兰克·斯滕伯格回到家，推开院门，门边一颗炸弹炸响，他伤重不治。凶手哈里·奥查德落网后全招了，还供出了幕后主使：西部矿工联合会的几位头面人物，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大比尔”海伍德。
这桩案子背后是劳资双方你死我活的斗争，因此全国的报纸都盯着博伊西。
闵斯特伯格见到了奥查德，花了好几个小时，给他做了近百项测试，有词语联想，也有各种反应时实验。
离开博伊西时，他已经认定，奥查德的供词是真的。
但是麻烦在于，陪审团还没宣判，他的看法就被捅上了报纸。
没过多久，陪审团宣告海伍德无罪。
一个哈佛教授，跑到别人的审判现场做了几套心理测验，就替证人的供词打包票，还抢在陪审团前头表了态，在律师们看来，这简直就是胡闹。
闵斯特伯格不服。1908年，他把自己的主张写成一本书，叫《在证人席上》，书里说，心理学家手里的仪器能测呼吸、测脉搏、测皮肤上的电流，能帮法庭分辨真话和假话，而法官和律师靠直觉和经验断案的那一套，早该给实验室让位了。
法律界的回击又快又损。西北大学法学院院长、证据法的头号权威约翰·威格摩尔写了一篇模拟审判，让闵斯特伯格当被告，替整个法律界跟他打了一场官司。文中的原告律师把他书里的说法一条条拆开来反驳，最后，陪审团判他输了。
闵斯特伯格的晚年过得极其憋屈，一战爆发后，他公开替德国说话，在美国成了人人侧目的“德国佬”，有人说他是间谍，还有校友拿一千万美元的捐赠逼哈佛把他开除。1916年12月16日，他在拉德克利夫学院的讲台上讲着课，突然倒了下去，再也没有起来。
他没能看到心理学走进法庭的那天，不过他在哈佛的实验室里，已经带出了一个学生。
这个学生后来一只手推开了测谎仪的大门，另一只手则创造了家喻户晓的神奇女侠。
威廉·莫尔顿·马斯顿的履历摊开来，像是三个人的。
他有哈佛的心理学博士和法学学位，后来又有一个漫画编剧的身份。
1915年，他还是闵斯特伯格手下的研究生，开始在哈佛的心理学实验室里琢磨血压和说谎的关系。据他儿子后来的说法，最早的灵感来自他的妻子伊丽莎白，伊丽莎白当时也在读法律，她跟丈夫说，自己一生气或者一激动，血压好像就往上蹿一样。
马斯顿的办法在今天看来简单得近乎粗糙，他就是给人绑上一只普通的血压计袖带，问一个问题，就量一次收缩压，再问，再量。他的理由是，人说谎的时候，心里一边怕被拆穿，一边又拼命压着这份惧怕，两股劲在心里较量，就会把收缩压顶上去，而说真话的人用不着较这个劲。
1917年，他把他的研究成果写成论文发表，题目直截了当就是《说谎的收缩压症状》。一战期间，他的方法还被拿去给军方评估，看看能不能用来对付间谍，他后来在书里宣称，自己和同事在波士顿的刑事法庭上测过一百个案子，判对了九十七个。
马斯顿不喜欢别人说他“发明”了这个测试，他坚持用“发现”这个词。在他看来，谎言和血压之间的关联本来就在那儿，他只是头一个看见它的人。
这份自信，后来会把他带进法庭，也会把他带进好莱坞。
1921年，马斯顿拿到了哈佛的心理学博士学位，到首都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教书。
同一年的2月，在美国的另一头，加州伯克利警察局的局长读到了他的论文。
局长名叫奥古斯特·沃尔默。读完论文，他把手下一个入职不久的年轻警察叫进了办公室。
奥古斯特·沃尔默是美国警察史上绕不开的名字。
他年轻时去菲律宾打过仗，回到伯克利以后当上了警察局长。那个年代的美国警察，多半是些没读过几天书的粗汉。抓了人，审问靠的是行话里所谓的三级审讯：拳头、橡胶管、强光、不让睡觉，一直弄到对方开口为止。
沃尔默打心底里厌恶这一套。他相信，犯罪是可以用科学来对付的。
于是伯克利警察局成了全美国最不像警察局的警察局。沃尔默请来指纹和笔迹专家，最早给手下配上自行车、摩托车和汽车，还在城里装了一套呼叫支援的信号系统。他专门去加州大学招人，招来一批大学生当巡警。报纸笑话这帮年轻人是“大学警察”，可伯克利的犯罪率实打实地降了下来。后人将沃尔默叫现代警务之父。
约翰·拉尔森是这批“大学警察”里学历最高的一个。他1892年生在加拿大的新斯科舍，在伯克利读了生理学博士，是全美国第一个拿博士学位的警察。
可他当巡警实在不怎么样。开车撞过车，抓人让人跑过，脾气又轴，跟同事起过好几回冲突，有一回在局里直接扭打成一团。
沃尔默读完马斯顿的论文之后，嫌那个血压计加秒表的办法太粗糙，量一下记一下，中间漏掉多少东西谁也说不清，他想要一台能连续记录、白纸黑字留下凭据的机器，就把这件事交给了拉尔森。
拉尔森如释重负，总算不用天天上街巡逻了。
他在大学实验室一位技师的帮助下鼓捣了几个星期，然后拿出来一台挺难看的东西：几根橡胶管，一块木板，木板上装着一卷用烟熏黑的纸。橡胶管缠上人的胳膊和胸口时，会随着心跳和呼吸一胀一缩，起伏传到描记笔上，笔尖在熏黑的纸面上刮出一道道白线。
沃尔默想要白纸黑字，拉尔森给他的是黑纸白字。
拉尔森当年给它起了个很学术的名字，叫“心脏—呼吸—心理描记器”。机器造出来没多久，案子就来了。
加州大学有一座女生宿舍，叫学院楼，是学校唯一一处官方认可的学生住所，里面住着九十个姑娘，大多十八九岁。那年春天，楼里的东西接二连三地丢，起先是丝绸内衣、书和挂号信，后来变成了现金和首饰。
3月30日夜里，好几个房间被翻得乱七八糟。一个从圣迭戈来的新生发现，自己那枚值四百美元的钻戒不见了。
她叫玛格丽特·泰勒。宿舍里的姑娘们都不想把事情闹大，是她硬着头皮去警察局报了案。
4月19日，拉尔森在大学的生理学实验室里架好机器，第一批叫来十四个女生，让她们一个一个进屋。
第一个坐上椅子的就是玛格丽特·泰勒。她是失主，本来算不上嫌疑人，测她只是为了排除报假案的可能。拉尔森给她绑上血压袖带，在胸口缠好橡胶管，滚筒转起来，问题一个一个往下念：你喜欢上大学吗？你对这次测试感兴趣吗？钱是你拿的吗？
泰勒顺顺当当地过了关。
拉尔森接着一个一个地测，同一张问题单念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海伦·格雷厄姆走进来。
格雷厄姆比宿舍里多数姑娘年纪大些，来伯克利之前学过护理，家在堪萨斯，家境普通，室友们早就在背后嘀咕，说她身上的衣服首饰好得有点过分，负责此案的老警探费舍尔把她列为头号嫌疑人之一。
前面那些问题，格雷厄姆答得波澜不惊，等拉尔森问到“泰勒小姐的戒指是你拿的吗”时，纸上的线条一下子就乱了。
拉尔森看了一眼记录，直接告诉她：测试显示，戒指是你拿的。
格雷厄姆当场就炸了。她说这些问题是对她的侮辱，说她是被问得又急又气，指针才会乱跳的，说这跟三级审讯没什么两样。她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扑向那台还在转的机器，想把记录纸撕掉，拉尔森和费舍尔两个人才把她拦住，她扯下胳膊上的袖带，冲出了房间。
在场的人几乎都认定了，就是她。沃尔默唯一遗憾的是，还没拿到口供。
格雷厄姆那天吼出来的那层意思，当时没有人当回事。但是后来，它成了测谎仪一百年来怎么也绕不过去的一道坎：人一生气、一害怕，指针照样会跳。
接下来那十来天，格雷厄姆成了伯克利警察局的常客。
测试第二天，她自己找上门来，要看那张记录，拉尔森和费舍尔把她留下，一问就是十二个小时。她起先咬死了不认，后来哭得说不出话，才松口说，东西也许是她梦游的时候拿的。
4月30日，在伯克利市政厅地下的警察局里，两人换了个法子。
费舍尔唱白脸，拿圣昆廷监狱吓唬她，说完起身摔门出去；拉尔森唱红脸，留下来陪她说话。费舍尔前脚刚走，格雷厄姆就认了：戒指、钱，还有几件衣服，都是她拿的，条件是不起诉，不公开她的名字。她在供词上签了字。
报纸把这当成科学破案的一场大捷。
格雷厄姆退了学，搬出宿舍，回了堪萨斯老家，没过多久，拉尔森收到她一封信，她在信里翻了供，说有人告诉她，认罪是犯傻，话里话外暗示自己是被诱骗着认的罪。
更让拉尔森心里没底的是，格雷厄姆走了以后，学院楼里又开始丢东西。
格雷厄姆确实藏着秘密，那些秘密很私人，也很沉重，可跟这桩失窃案扯不上关系。测谎仪抓住的，是一个心里压着秘密的人，但是至于压着的是不是它想知道的这件事，测谎仪回答不出来。
后来拉尔森又测了很多案子，不少出在大学生身上。他挖出过深夜的牌局、商店里的顺手牵羊、意外的怀孕，原本要查的案子却常常不了了之，人心里压着的事太多了，但是测谎仪能告诉你的只有一句，这人的身体刚刚对你的问题起反应了。
这桩案子还有一个意外的结局。
那个第一个坐上椅子的失主玛格丽特·泰勒，十六个月后嫁给了拉尔森。
结婚那天，旧金山的报纸绘声绘色地写道，测谎仪当年在泰勒身上抖成了一团，像是在拼命发求救信号。几十年后，一本杂志把这个故事讲得像童话故事一样，称拉尔森有一回把泰勒请回实验室，递给她一张纸条，上面只写着一句话“你爱我吗？”
泰勒说，不爱，然后测谎仪那跳动的指针出卖了她。
这段佳话流传了很多年，只有男主角本人不认账，拉尔森后来在给马斯顿的信里说，这一段纯属胡扯。
测谎仪史上的第一个爱情故事，可能本身就是个谎言。
而且“测谎仪”这个名字，也是在这前后被报纸叫响的。拉尔森和他的同行们一直不喜欢这个叫法，嫌它把话说得太满，他觉得这台机器远没有到这个名字所能表现的地步的能力，但是报纸才不管这些，这三个字一叫就是一百年。
1922年6月，心里揣着这些疑问的拉尔森，坐到了亨利·威尔肯斯的对面。
那次测试过后，拉尔森把亨利的记录拿回去，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这一回，他给出的结论是两个字：存疑。
可那句“看起来说的是实话”，早就上了报纸。
真正撬开这个案子的，用的是一个土得掉渣的办法。
逃跑的阿瑟·卡斯特被重新抓了回来。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在他隔壁的牢房里安排了一个少年，让那孩子不停地抽泣，阿瑟被隔壁的哭声折磨着，又被噩梦缠身，终于开了口。
按他的说辞，那场拦路抢劫是一出戏。亨利在野营地给他们兄弟打了暗号，付了钱，安排沃尔特开车跟在一家人后面，到路上演一场抢劫。
列队辨认那天还有个细节，当时谁都没留意：卡斯特兄弟排着队往外走的时候，亨利冲阿瑟眨了一下眼。
1922年8月3日，警察找到了沃尔特·卡斯特的落脚处，结果前后不到三分钟，沃尔特开枪打死了带队的警探蒂莫西·贝利，打伤了另一名警察，又打死了屋里的一个女人，最后把枪口对准了自己。据说，向警方告发他的正是这个女人。
沃尔特的父亲也当过旧金山警察，1911年在执勤时中枪殉职。
拉尔森在报上读到这场枪战，后背一阵发凉。
他很清楚，如果那天在司法大楼里，测谎仪给出的是另一个答案，警方也许能早一点把卡斯特兄弟按住，这几条人命也许就不必搭进去。
亨利·威尔肯斯被控谋杀，检方找到了动机，他们发现出事前几个星期，安娜住院的那段日子里，亨利和安娜的亲妹妹海伦·兰格好上了。兰格出庭作证说，她在家里一个五斗柜的抽屉里，翻出了安娜那几枚亨利说是被劫匪抢走的戒指。
第一次开庭，陪审团争执不下，没能作出裁决；第二次开庭，陪审员们把法官的指示误当成了让他们判无罪的意思，亨利当庭获释。事后，好几名陪审员说他们后悔了。
亨利又活了三十一年，1953年去世，到死没有认过罪。
司法大楼里那卷画着平稳曲线的记录纸，既没能拦住后来的血案，也没能在法庭上派上用场。它留下的唯一痕迹，是让一个男人在当晚的秘密会面上，多了一件可以拿来炫耀的事。
就在拉尔森为威尔肯斯案懊恼的那个夏天，美国另一头的华盛顿，马斯顿也带着他的血压计，走进了一桩谋杀案。
这个案子要从1920年11月说起，当时华盛顿一位很有名望的黑人医生罗伯特·布朗，晚上在家里接待了一个上门的陌生人，借住在他家的客人刚把那人领进门，没过多久就听见了四声枪响，布朗医生倒在地上，凶手留下一把左轮手枪，没人说得清他图的是什么。
快一年后，一个叫詹姆斯·弗莱的年轻黑人退伍兵因为冒签支票、抢劫被抓。审着审着，他突然把布朗医生的命案也认了下来，说自己去找医生看病，为了诊费起了争执，开枪是为了自卫。
没过多久他又翻了供。他对律师说，那份口供是假的，他本来打算跟警探平分布朗家悬赏的一千美元，这个说法后来一直没能得到证实，可他的不在场证明也没站住。两个年轻的辩护律师走投无路了，最后找到了马斯顿。
马斯顿分文不取，进了华盛顿的看守所给弗莱做测试。结论连他自己都吃了一惊：弗莱说自己无辜，是真话；之前那份认罪口供，从头到尾都是编的。
1922年7月开庭。辩护律师提出请马斯顿以测谎专家的身份出庭作证，法官麦考伊拒绝了。按历史学家的记述，当时法官的意思大致是：测谎这回事，还远没到人人皆知的地步；哪天测谎仪像电话一样普及了，也许就轮到机器来替法庭认定事实，他希望自己活着的时候别看到这一天。
消息传开，各地报纸的标题一个比一个刻薄，有一家报纸干脆写道：血压计，夭折。
弗莱被判二级谋杀罪成立，终身监禁。马斯顿事后坚持说，是测谎救了弗莱一命，因为陪审团听说了测谎的结果，心里有了疑影，才没往死罪那头判。
律师上诉。1923年12月，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驳回了上诉，判决书只有两页，里面有一段话后来被引用了几十年。
一项科学原理从实验阶段走到能被证实的阶段，中间隔着一片“暮光地带”，界线很难划清；法庭可以接纳从公认的科学原理推导出来的专家证词，但这项原理必须在它所属的领域里获得“普遍接受”。法官们的结论是，收缩压测谎还没有赢得这样的地位。
这就是美国证据法里鼎鼎大名的弗莱标准。此后几十年里，它逐渐成为美国法院判断一样新科学能不能进法庭的主流标准，在联邦法院直到1993年才被新的标准取代，而美国至今还有不少州在沿用它。
马斯顿一心想把测谎仪带进法庭，结果他自己的案子，成了把测谎仪挡在门外的那块判例。从那以后，美国大多数法庭始终没有为它敞开过大门。
弗莱在牢里蹲了将近十八年，1939年假释出狱，同一年结了婚。他活到1953年，到死都不承认自己杀了人。
巧的是，亨利·威尔肯斯也死在1953年。测谎仪早年最出名的两个被测者，一个在西海岸，被拉尔森当着记者的面说成像在讲实话一样；一个在东海岸，被马斯顿认定是清白的。两个人又都到死没有松口。
他们到底说没说真话，已经没有人能知道了。
马斯顿在学界没混出头，转身去了好莱坞，给环球影业当顾问。他会给歌舞团的姑娘们绑上血压计，让她们看电影里的爱情戏，比一比金发姑娘和黑发姑娘谁更容易动情；他还给剃须刀拍过广告，用测谎仪“证明”某个牌子的刀片刮起来更舒服。
他的家也跟别人家不一样，可以说惊世骇俗，典型的风流知识分子做派。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在外头上班挣钱，而他当年的学生奥利芙·伯恩也搬进家里，帮着照看孩子，马斯顿和两个女人各生了两个孩子，他和两个女人，四个孩子在同一个屋檐下长大。
1941年，马斯顿用笔名查尔斯·莫尔顿，创造了一个新的，后来家喻户晓的漫画角色：神奇女侠。
第二年，他又给她添了一根金色的魔法套索。被套住的人只能乖乖听她的，她让你说实话，你就只能说实话，后来这根绳子干脆就被叫成了“真言套索”。
很多人说，这是因为现实里的法庭不信他的机器，于是他就在漫画里给自己造了一根永远不会出错的绳子。
也有人觉得这纯粹是后人想多了，马斯顿创造这根绳子，本意是让人服从，说真话不过是服从的一种。可对一个大半辈子都在思考怎么让人吐露真言的人来说，这两件事本来也许就隔得不远。
1947年，马斯顿病逝，伊丽莎白和奥利芙又一起生活了四十多年。
伦纳德·基勒是伯克利本地人，1903年生，父亲查尔斯·基勒是个小有名气的诗人，也是沃尔默的朋友，给儿子取名的时候，诗人照着达·芬奇的名字取，盼着他将来也能成个人物。
小基勒没成画家，倒是迷上了魔术。他手巧，脑子活，嘴也甜，天生知道怎么让一屋子人的眼睛跟着他的手走。
十七岁那年，还在读高中的基勒钻进了拉尔森的实验室，给他打下手。没过多久，这个少年就开始自己动手改造那台机器：熏黑的纸太娇气，一蹭就花，他换成了白纸和墨水笔；原来的家伙又大又笨，他想把它塞进一只能拎着走的箱子里。
1924年，他亲手做的第一台机器在家里的一场火灾中烧掉了，他给那台机器起的名字叫“情绪描记器”。
他后来又做了一台新的。
师徒俩的脾气从一开始就无比拧巴。拉尔森耐心、刻板、事事较真，把测谎当成一门远没做完的科学，记录要一张一张地琢磨，结论要留足余地；基勒性子急，主意大，天生带着生意人的嗅觉，他看见的是一台能改变世界、也能挣大钱的机器。
拉尔森后来带着新婚妻子玛格丽特离开伯克利，去了芝加哥，一边学精神病学，一边在一家少年研究所里摸索测谎仪的新用法，他后来真当上了精神科医生。
基勒则一步步把测谎仪改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还为自己的设计申请了专利，后来他又跟一家仪器公司合作，造出了第一批可以成批生产的测谎仪。这东西的正式名字叫“多道描记仪”，英文是polygraph，字面意思就是“写很多”，说的是纸上同时爬着好几条线，在很多人嘴里，它干脆就叫“基勒测谎仪”。
基勒后来也去了芝加哥，而让他在那里彻底站稳脚跟的，是一场血案。
1929年2月14日，情人节。芝加哥北区一间车库里，七个人被逼着面朝墙站成一排，被冲锋枪扫倒在地，这就是黑帮史上臭名昭著的情人节大屠杀。为这桩案子召集的验尸陪审团里有几位有钱人，觉得芝加哥该有一个靠科学破案的地方，干脆自己掏钱，在西北大学办起了一家科学犯罪侦查实验室。
当年写文章挖苦闵斯特伯格的证据法大师威格摩尔，这一回点了头，1930年，实验室挂牌，基勒成了这里的测谎专家。
二十多岁的基勒在芝加哥如鱼得水，这座城市黑帮横行，警察审人同样也靠自由搏击。他手里那只箱子，对付前者用得上，替换后者也说得过去。
1935年2月2日，威斯康星州的小城波蒂奇。被告席上坐着两个年轻人，塞西尔·洛尼耶洛和托尼·格里尼亚诺，被控在一次抢劫后逃跑时企图杀害一名警察，控辩双方事先签了协议，同意请基勒来测，测出来的结果，谁都不许反对它当证据。
这是美国陪审团第一次被允许听测谎结果。
基勒最初在证人席上说得很克制，说他不会单凭记录就给一个人定罪。但是一等陪审团宣布两人有罪，他就变了脸，走出法院笑开了花，对记者说，这是所有信奉科学破案的人的一场大胜。
两年后，他在另一个地方，给另一个人做了另一场测试。
那一回，没人再笑得出来。
1935年10月，芝加哥一个替联邦禁毒部门当线人的男人，马克斯·登特，在自家附近被人连开数枪打死，警方很快锁定了约瑟夫·拉帕波特，一个三十岁的毒贩。大半年前，拉帕波特正是因为把海洛因卖给了登特而被捕、起诉，登特还是这桩案子的主要证人。
拉帕波特被判了死刑。
接下来的十三个月里，他的律师一次次找到和关键证词对不上的证人，死刑先后五次延期。
1937年3月1日，行刑的日子到了，拉帕波特的姐妹罗丝在火车站拦住伊利诺伊州州长亨利·霍纳，求他饶自己的兄弟一命，霍纳一向信得过基勒的机器，就提了个主意，让拉帕波特测一次谎。
当天晚上，基勒把机器搬进了死囚牢房，官员们挤在铁栏杆外面看，屋里人挤着人。隔壁的狱警正在调试电椅，牢房里的灯一明一暗地闪，基勒自己定下的那些规矩，几乎一条都没守住。
他的结论是：拉帕波特在撒谎。他给州长打了电话。
午夜过后五分钟，拉帕波特被送上了电椅。
罗丝后来给基勒写了一封又一封恶毒的信，这件事缠了他很多年。
但是基勒的生意却越做越大，他后来在芝加哥办起了美国第一所测谎学校，又把测谎仪推销给警察局，把测谎服务卖给银行和大公司，替老板们筛查手脚不干净的员工。拉尔森公开指责他，说他把一台远没成熟的仪器，塞进了一帮根本不懂行的人手里，而基勒回敬说，拉尔森就是嫉妒。
夹在中间的沃尔默劝了这个劝那个，最后累得连拉尔森的信都不回了。
在生意之外，基勒的日子过得并不顺。凯是他的妻子，两人在犯罪实验室里并肩干过好几年，她是美国最早的女性法庭科学家之一，专攻笔迹鉴定，后来她离开了他，改嫁勒内·杜萨克少校，二战期间，她报名替军方驾驶飞机，1944年死于一场坠机。
同一年，《芝加哥时报》的分类广告栏里登出了一则怪广告：悬赏五千美元，征集1932年12月9日警察伦迪遇害一案的凶手线索。
登广告的是一位靠擦地板为生的母亲。她的儿子约瑟夫·马伊切克因为这桩案子，已经在牢里蹲了十一年，为了凑这五千块钱，她擦了十一年的地板。
报社的记者顺着广告查下去，发现马伊切克被定罪，几乎只凭一个证人的指认，报社请基勒去监狱给马伊切克测了一次谎。
他过了。
1945年8月15日，伊利诺伊州州长以清白无辜为由，给了马伊切克完全赦免。
三年后，好莱坞把这个故事拍成了电影《北区777》，詹姆斯·斯图尔特主演，马伊切克在片子里被改名叫弗兰克·维切克。基勒本色出演，在片中亲手给狱中的维切克做了一场测谎。
电影里有个细节很妙：机器只在一个问题上显示他在“说谎”，就是问他结没结婚的时候，他说没有，基勒在戏里解释，这人是天主教徒，婚虽然离了，心里却还觉得自己是个有妇之夫。
将近三十年前，在伯克利的学院楼，拉尔森的机器也是这样，揪住了一个人心里压着的事，却不一定是警察想找的那一件。
《北区777》上映那年，是基勒一生最风光的时候。
那些年他酗酒，烟抽得很凶，整个人被压力撑到了极限。1949年9月，四十五岁的基勒在威斯康星州中风去世。
二战一结束，测谎仪就换了个战场。
原子弹的秘密要守，冷战的间谍要防，曼哈顿计划的橡树岭基地用它给员工做安全审查。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这些机构，后来干脆把它变成了入职和定期复查的标配。
一个人能不能碰国家机密，常常要看他在那把椅子上坐的那几个钟头。
测谎的问法也在变化。1947年，芝加哥一个当过警察的律师约翰·里德，提出了一套“对照问题法”，他的思路是，如果光问“钱是不是你偷的”，有罪没罪的人都会紧张，那就再掺进一类问题，比如“二十五岁以前，你有没有拿过不属于你的东西”。
这种问题几乎没人能理直气壮地答“没有”，人人都会心虚一下。里德的推论是，清白的人会对这类问题反应更大，因为他们心里真正发虚的只有这个；做了案的人，则会对案情问题反应更大。两相一比，结论就出来了。
这套问法沿用至今，但是它的软肋在于，“谁该对哪类问题更紧张”，本身就是一个心理学上的假设。
里德后来还发展出一整套审讯技巧，以他的名字命名，成了美国警察审讯的金标准，而让他“一战成名”的案子之一，发生在1955年。
那年12月，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二十四岁的林务员达雷尔·帕克中午回家吃饭，发现妻子南希被人杀死在家里。警方找不到头绪，就把目光转向了丈夫，又从芝加哥请来了里德。
帕克被接上测谎仪，前前后后审了十二个小时，他看不见记录纸，只听见里德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他：你在撒谎。
最后，帕克认了。
他几乎立刻就翻了供，可没用，陪审团几乎只凭那份口供，判了他终身监禁，帕克在牢里关了将近十四年，直到1969年底才出狱。
1988年，一个叫韦斯利·皮里的杀人犯死在了死囚牢里，他的律师这才把一个他守了将近十年的秘密给说了出来：皮里生前不止一次向他们承认，南希是他杀的。
三年后，帕克获得了特赦，又过了二十多年，2012年，内布拉斯加州正式宣布帕克无罪，赔了他五十万美元，那时他已经八十多岁了。
他说，至少现在，他可以安心地死了。
测谎仪在这起案件里扮演的角色，跟科学没什么关系，虽然很多大众仍然将它当作科学的结晶，它只是一件道具，一件用来让人相信“你骗不了我”的道具而已。
一千九百多年前，王充说皋陶牵出那头独角羊，为的是“欲人畏之不犯”。他要是能看到帕克坐在测谎仪前的那十二个小时，大概会觉得这很眼熟。
1971年，两位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琼斯和西格尔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在受试者手臂上贴好电极，告诉对方，这台机器能读出人的真实态度，但是机器其实什么都测不了，结果，那些相信自己被机器给盯着的人，回答问题时明显老实多了。他们给这个方法起的名字就叫“虚假管道”。
美剧《火线》里有一幕，把这件事演到了极致。
几个巴尔的摩警探把一台复印机当成测谎仪，让嫌疑人把手按在机器上，复印机里事先放好写着“真”和“假”的纸。先问他叫什么、住在哪儿，警探按一下复印键，吐出来的是“真”；等问到人是不是他杀的，吐出来一张“假”，嫌疑人就这么招了。
据说，这个桥段来自巴尔的摩警察真干过的事。
最离谱的一位，是给中央情报局干过审讯的测谎专家克利夫·巴克斯特。1966年的一天，他心血来潮，把测谎仪的电极夹在办公室一盆龙血树的叶子上，然后在心里盘算着拿火烧一片叶子试试，结果记录笔猛地跳了一下。
巴克斯特由此断定，植物能感知人的念头。这件事后来被写进畅销书，在反主流文化的圈子里风靡一时，可再也没有哪个严肃的实验能把它复现出来。
1978年，俄亥俄州小镇佩里斯堡，一家小店的店主弗雷德·埃里遭人枪击。他倒在地上，对赶来的警察说：看着像巴兹，可又不可能是他。
几个小时后，他又改口说是巴兹干的。
“巴兹”是二十六岁的弗洛伊德·费伊，没有任何前科，他坚信这是一场误会。检方跟他谈了一笔交易：只要测谎能过，就撤销指控。费伊一口答应。
他没过。换了一个测谎员再测，还是没过。1978年8月，陪审团判他加重谋杀罪成立，终身监禁。
在牢里，费伊把测谎当成一门功课来啃。他找来二十七个私下向他承认自己确实犯了事的狱友，教他们怎么对付对照问题测谎，每个人只教了二十分钟左右。二十七个人里，有二十三个过了。
1980年，真凶浮出水面，费伊被无罪释放。他在牢里待了两年。
1982年起，华盛顿州的绿河里接连漂出年轻女性的尸体。警方最早盯上的嫌疑人之一，是出租车司机梅尔文·福斯特。福斯特做了测谎，没过。
1984年，另一个嫌疑人也被请去测谎。他叫加里·里奇韦，在一家卡车厂里给车喷漆。他过了。
警方的注意力从他身上移开了好些年。直到2001年，DNA证据把他钉死，人们才知道他就是“绿河杀手”。两年后，他在法庭上认下了四十八起谋杀，是美国历史上被定罪人数最多的连环杀手之一。
1985年，中央情报局负责对苏反间谍的官员奥尔德里奇·埃姆斯开始替克格勃干活。他把一批为美国工作的线人卖了出去，其中不少人被处决。1986年和1991年，他两次接受中情局的例行测谎，两次都过了。
克格勃给他的建议简单得近乎可笑：前一晚睡个好觉，放松，对测谎员客客气气的，跟他处好关系，别慌。
1994年，埃姆斯才被抓住。
一连串的翻车，终于让美国开始收紧缰绳。
1988年，国会通过《雇员测谎保护法》，禁止绝大多数私营企业拿测谎来筛选求职者和员工。
1998年，联邦最高法院在一起案子里明确表示：测谎证据到底靠不靠得住，至今没有任何共识。
2002年，美国国家科学院下属的国家研究委员会交出了一份长篇报告，算是给这场吵了几十年的争论下了个结论。报告说，针对具体案件的测谎，准确率明显高于瞎猜，可离完美还差得很远；拿它来大规模筛查员工，则根本靠不住。
报告里称，假设一个机构有一万名员工，里面藏着十个间谍，如果把测谎的门槛定得足够严，能揪出其中八个，但是同时会有大约一千六百个清白的人被当成怀疑对象，反过来，要是把门槛放宽，少冤枉些好人，十个间谍里又会有八个大摇大摆地溜过去。
报告里有一句话说得相当重，称对测谎筛查的过度自信，本身就会危及国家安全。
心理学家保罗·艾克曼给这台机器的病根起过一个名字，叫“奥赛罗错误”。莎士比亚笔下，奥赛罗认定妻子苔丝狄蒙娜不忠，苔丝狄蒙娜知道自己百口莫辩，又惊又怕，眼泪止不住，而奥赛罗把她的恐惧当成了心虚的铁证，亲手闷死了她。
一个清白的人害怕自己不被相信，一个有罪的人害怕自己被拆穿，落到记录纸上，几乎是同一条曲线。
测谎仪在中国用起来，比在美国发明要晚了大半个世纪。
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开始研究这门技术。1991年，公安部科技情报所和中科院自动化所组成的课题组，在杨承勋带领下研制出第一台国产测谎仪，型号PG-1，测的是脉搏、皮肤电和呼吸。
不过它的正式名称从一开始就是“心理测试”，“测谎”只是俗称。一字之差，背后多少透露着一点谨慎：这台机器测的只是心理和生理的变化，而谎言本身，它根本测不出来。
但是官方名字起得再谨慎，也拦不住人们对它的期待。
1998年4月20日，昆明。两名警察被人枪杀在一辆车里，其中一位是昆明市公安局民警杜培武的妻子，侦查人员怀疑她和另一名死者有私情，认定是杜培武为了报复杀了两个人。
杜培武自己就是警察。他被前后审了七十天，挨打，被吊起来，不让睡觉，到最后还是招了。
他当初还做过测谎，地点就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测出来的结果是，他在部分问题上说了谎，审讯随即就升了级。至于这里头可能有多大的误差，测谎专家并没有讲清楚。
1999年2月，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杜培武死刑。
同一年的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了一份批复，专门回答测谎结论能不能当证据用。批复写得很明白：CPS多道心理测试，也就是俗称的测谎，它的鉴定结论不属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种类；检察机关办案时，可以用它帮助审查、判断证据，但不能把它当作证据使用。
一个月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有罪判决，改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2000年6月，昆明警方打掉了一个持枪抢劫团伙，团伙成员杨天勇交代，当年那两名警察是他们杀的，杨天勇本人也是一名警察，警方在他家的抽屉里找到了那把枪，还有一名死者生前的随身物品。7月，杜培武被宣告无罪，他前后被关了八百多天。
事后，两名对他刑讯逼供的警察被判了刑。
压垮杜培武的最终是刑讯逼供，测谎在这桩冤案里不是主因，可它暴露出来的问题，跟将近八十年前伯克利那间实验室里的一模一样。
办案的人心里一旦有了自己的答案，一张说不清原因的图纸，就很难再被只是当成一张说不清的图纸来看。
今天在国内，心理测试仍然是侦查中常用的辅助手段，用来排查嫌疑、寻找突破口，至于它的结论能不能进法庭、能在多大程度上进法庭，法律层面一直没有统一而明确的规定。
一千八百多年前，郑玄写下“不直则喘”的时候，审案的人靠的是自己的一双眼睛。如今眼睛换成了电极和曲线，最后拿主意的，还是人。
测谎仪的批评者里，嗓门最大的一位是明尼苏达大学的心理学家戴维·莱肯。1959年，他提出了另一种问法，后来叫“犯罪知情测试”。
莱肯的办法绕开了“你有没有杀人”这个问题，专问案子里的细节，比如凶器是刀吗？是枪吗？是绳子吗？凶手知道答案，问到对的那一个选项，身体会多跳一下，而清白的人不知道，这几个选项在他听来都差不多。
它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个人对某个细节认不认得，日本警方至今主要用的就是这种测试。
后来，有人把这套思路搬到了脑电上。人看到自己认识的东西，大约三百毫秒之后，脑电图上会冒出一个特别的波峰，叫P300，所谓的脑指纹就是从这里来的。
再往后，测谎的人干脆把测量的位置从手腕和胸口挪进了脑袋里。2002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兰格本的团队让受试者躺进核磁共振机，手里攥着一张扑克牌，被问到时故意撒谎。他们发现，撒谎的时候，大脑前额叶和前扣带回的一些区域明显更活跃。
没过几年，美国冒出了两家公司，专门卖核磁共振测谎服务，扫一次要好几千美元。2010年，田纳西州一个被控骗取医保的公司老板拿着一份脑扫描报告上了法庭，想证明自己没撒谎，法官没让它进门，两年后联邦上诉法院维持了这个决定。
印度在这方面走得更远。2008年6月，浦那的一家法院判处二十四岁的商学院学生阿迪蒂·夏尔马终身监禁，罪名是用砒霜毒死前未婚夫，定罪的关键证据之一是一种脑电测试。检方在她头上贴满电极，一条条念出案情细节，说她的大脑显示出了对这桩投毒案的“亲历记忆”。
这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例靠脑扫描定罪的案子。一年后，孟买高等法院准许她保释出狱，理由是其他证据站不住脚，裁定里对那份脑电报告只字未提。2010年，印度最高法院裁定，不得在当事人不同意的情况下，强行对其进行测谎、麻醉分析或脑电测试。
到了今天，人工智能时代，测谎干脆连电极都省了。
欧盟曾经出钱资助过一个叫iBorderCtrl的项目，在匈牙利、拉脱维亚和希腊的边境做试点：旅客对着屏幕上的虚拟边检官回答问题，摄像头盯着他脸上的细微动作，由算法判断他有没有撒谎。
2019年，有记者亲自去尝试，十六个问题句句说了实话，结果系统判定其中四个在撒谎。
2024年，欧盟通过《人工智能法》，禁止在职场和学校里用人工智能识别人的情绪；执法和边境场景下的“AI测谎”被划进高风险一类，受到严格管制。
那人类自己的眼睛呢？
2006年，两位美国心理学家邦德和德保罗把两百多项研究汇到一起，做了估算：普通人靠察言观色判断别人有没有撒谎，平均准确率是百分之五十四。
但是，扔硬币判断谎言的成功率，是百分之五十。
尾声
1965年，约翰·拉尔森去世。
去世之前，他留下过一段后来被一再引用的话，大意是：出乎他的预料，因为种种无法控制的原因，这项科学研究在实际应用中变成了一个弗兰肯斯坦式的怪物，而他已经和它斗争了四十多年。
那时候，当年一起把这台机器带到世上的人都已经不在了。马斯顿死于1947年，基勒死于1949年，沃尔默死于1955年，晚年病痛缠身。
他们造出来的东西还活着。直到今天，测谎仪仍然被美国的联邦机构用来审查雇员，被警察用来审讯嫌疑人，在许多国家的侦查工作里照样派得上用场。科学界从来没给过它一张合格证，但是它也从来没有真正退场过。
拉尔森亲手造的第一台机器，如今收藏在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
多年以后，拉尔森的档案里还留着一张旧记录，那是1921年4月19日，伯克利的生理学实验室里，玛格丽特·泰勒第一个坐上那把椅子时留下的。
他问她，你对这次测试感兴趣吗？纸上那条线轻轻抖了几下。
那几下颤动里没有谎言，也没有罪行，那只是一个二十岁的姑娘，面对一个陌生的年轻警察和一台古怪的机器，心里那一下说不清的慌乱而已。
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但是谁知道呢。
将近三百年前，笛福写道，贼的血液里有一种颤栗。
他说对了一半。
那颤栗是真的，可它不光在贼的血液里有。
一个怕被冤枉的人，一个藏着别的秘密的人，一个在死囚牢房里听着隔壁调试电椅的人，一个第一次见到某个人的姑娘，他们的血液里都有。
测谎仪能把这阵颤栗记录下来，却无法解释它的来由。
几千年前，人们指望一头独角神羊替自己分辨是非；一百年前，人们把这份指望交给了一台机器。到今天，那头羊还在传说里，那台机器还在审讯室里，而分辨真假这件事，到头来还得人自己来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