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看法与目前为止所有的答案都不相同。我倾向于认为，这句话所表达的，或者是避免朋党之争；或者是如何处理君相关系。
题主把这段话的出处标为《宋史·王曾传》，其实这段话是有点问题的。最早的出处并不是《宋史·王曾传》，而是田况的《儒林公议》和欧阳修的《归田录》。
田况在《儒林公议》中是这样说的：
而欧阳修在《归田录》中是这样说的：
“王文正公曾，为人方正持重，在中书最为贤相。尝谓：'大臣执政不当收恩避怨。'公尝语尹师鲁曰：'恩欲归己，怨使谁当？'闻者叹服以为名言。”
两篇对比一下就发现问题了，第一，在田况的笔下，王曾这话是说给范仲淹的，而在欧阳修笔下，王曾是说给尹师鲁的。第二，欧阳修的笔下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倾向。王曾除了说”恩欲归己，怨使谁当“之外，还说过”大臣执政不当收恩避怨“。强调的是”大臣“，大臣是和皇帝对应的。如果把这两句话结合起来看，那”恩欲归己，怨使谁当“中的”谁“，王曾暗含的意思应该是”皇帝“。意为，如果大臣把推荐人的恩德都招揽至自己身上，那被黜免者的怨恨由皇帝来承担吗？
那田况和欧阳修的哪个正确呢？如果单从人物上来看，很难辨明，田况、范仲淹、欧阳修都是仁宗朝的重臣，而王曾在真宗朝已经做过宰相，虽然是他们的前辈，但是在仕途中也有交集。更何况，尹洙（师鲁）和欧阳修、范仲淹是好朋友，庆历六年尹洙去世之时，范仲淹在场，后事便托付给了范仲淹，而墓志铭是由欧阳修来写的，三人之间来往相当频繁。所以，王曾这话是说给尹师鲁听还是范仲淹听，也许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从写作年代来看，田况去世于仁宗嘉祐六年（公元1063），而欧阳修的《归田录》作于神宗熙宁四年（1071）致仕之后，《儒林公议》的时间更早。也许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宋史》采纳了田况的说法。但其实哪种说法为准，也很难说清楚。
“朋党”在仁宗一朝，一直是个敏感的事件，景祐三年（1036），呂夷简执政之时，范仲淹上《百官图》，又上《帝王好尚论》、《选贤任能论》、《近名论》、《推委臣下论》，指呂夷简进退私人，称”进退群臣，不宜全委宰相“，而尹洙、欧阳修、余靖等又上书助范仲淹，从此”朋党“之说兴起。到了庆历新政时期，范仲淹要”择官长“”明黜涉“，提出
也就是说，由两府举荐转运使、提点刑狱以及重要地方的知州；两制、台官、三司、知开封府、诸路监司荐举知州、通判；而知州、通判荐举县令。但是问题在于。这种层层选拔人推荐的机制，从根本上就存在一个问题，也就是，既然是由推荐者来选拔，谁能保证推荐者与被推荐者之间没有私交，推荐者与落选者之间是否有私怨呢。
比如说，富弼在《上仁宗荐张昷之等九人可充转运使副》中提出
在富弼的上疏中，提到了一份可充转运使副的九人名单：三司盐铁副使张昷之、知杂御史鱼周询、史馆修撰王质、知谏院王素、三司判官沈邈、知潍州董储、江南东路提点刑狱杨纮、权三司判官杜杞、权三司判官燕度。但问题是，别人理所当然地可以提出质疑，你富弼拿什么来证明，你推荐这些人完全出于公心。谁有权力来判断你的出发点？
庆历新政之时，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大张旗鼓地选拔贤才，毫不顾忌。甚至皇帝当面问：“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给出的答案是小人有党，君子也有党。接着欧阳修上《朋党论》称“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直言不讳地声称有党，自己是“君子之党”，但问题是，你自称“君子之党”，谁会自认为是“小人之党”呢？你又凭什么让皇帝相信，你是君子他人是小人呢？王曾说：“恩欲归己，怨使谁归？”，也许针对的就是他们的这种行为，担心的是，选拔人是恩，黜降人是怨，怎么可能只收恩？最后怨也会落到己身。
宋朝的君相关系一直是研究热点，从钱穆先生撰《论宋代相权》开始便争论不休，现在学界的共识基本是宋代君权重，相权也重，二者处于同一个共同体中之中。
”恩欲归己，怨使谁归“这句话，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也曾出现。
初，英宗以疾未亲政，太皇太后垂帘，修与二三大臣主国论，每帘前奏事，或执政聚议，事有未同，修未尝不力争。台谏官至政事堂论事，事虽非己出，同列未及启口，而修已直前折其短。士大夫建明利害及所请，前此执政多媕阿不明白是非，至修必一二数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怨诽者益多。英宗尝称修曰：”性直不避众怨。“修亦尝诵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归己，怨使谁当？”——《长编》卷209，5082页。
从这段可以看出来，欧阳修当时力争的对象，有执政也有谏官。而刁忠民先生认为，宋代皇帝、宰相与谏官的力量是相互制约、三足鼎立的。那欧阳修这话暗含的意思便是，如果当“二三大臣”与“台谏官”有误而没人说，要么这事就稀里糊涂地过去，要么皇帝就得出面做这个恶人。而我现在直言得罪人，那么怨气集中在自己身上，而皇帝只管坐而收恩即可。
所以综合考虑，如果从对话人物来看（尹洙、范仲淹），王曾是在提醒他们注意”朋党“论的影响；如果从文字以及个人阅读史料的感觉，我倾向于认为，王曾所说的，是如何处理好宰相与皇帝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