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的商-西周青铜器之所以显得突兀是因为出土背景不明，这些青铜器是在什么地点由谁制造和使用，又出于什么原因、什么时间而埋藏，都有说不清的地方。这个问题我也不专业，没法解答原问题，搜集一些资料大家看看就行
湖南商周青铜器已有四百余件，按照中原地区的断代标准来说，大多数的铸造年代应该是商代晚期。论青铜器艺术和技术水平，是完全可以和安阳殷墟、广汉三星堆、新干大洋洲相媲美的。
但是，这里绝大多数青铜器为零散出土（往往非科学发掘），最集中的是宁乡：
1938年月山铺出土四羊方尊、
1959年黄材寨子山出土人面方鼎、
1959年寨子山出土瓿、
1962年黄材栗山水塘湾出土分裆鼎、1963年炭河里出土卣、1970年王家坟山出土卣、1976年葛藤木梆子山出土觚、1978年迴龙铺出土卣、1996年横市滩山村出土卣、2001年黄材沩水河中出土瓿等。每一地出土铜器大多为单件，少有成组出土者。至于是出自墓葬？窖穴？祭祀坑？出土地点有无遗址？早年统统不知道。李零解释为古代沉埋祭祀的遗迹。
湖南也出土不见于中原、但又与本地特色容器风格不同的乐器铙
由于20世纪初就开始流散，海外博物馆所藏的虎食人卣、双羊尊、象尊等著名青铜器，也都出自湖南。
只有少数铜器明确出自墓葬，铜器最多的墓是望城高砂脊M1，礼器9件。
2001年以来发掘宁乡炭河里遗址，发现有城址（有严重破坏，残存2.3万平方米，之前按圆形复原面积约15万平方米，从近年新发现的大树堆、钟家湾、新屋湾等遗址看似有低估）和高规格的建筑基址，应为该地区中心聚落。
城址始建年代为商末周初，使用年代在西周，地域上以往出土青铜器的许多地点都在城址周边不到2公里的范围内，其中1963年出土的卣大致就在城址中心区，宁乡其他青铜器最远也不超过20公里。
除宁乡炭河里和望城高砂脊等出土青铜器外，大多数青铜器没有相关联的遗址，也没有出土背景和共存遗物。因此长期以来没有考古学文化的定名，直到最近才有人提出“炭河里文化”，但是其来源和去向似乎都不清楚。而且，无论炭河里的墓葬还是高砂脊的墓葬，出土的青铜器主要还是和殷墟接近的鼎、爵、斝、盉之类，都不大，和以往所谓的宁乡铜器群（以兽形尊、卣为代表，纹饰单元与殷墟同而结构异，多见动物形象造型和装饰）多少还有点差别，这是时代之别、用途之别还是等级之别？恐怕还有深究的必要。
炭河里文化中，除高砂脊等个别遗址出土零星石范外，没有发现铸铜遗存。对我来说，只要没发现容器范，总感觉说当地铸造有点悬。
最近在当地做工作的盛伟说，“我们基本构建起洞庭湖东西两地商至西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完整的年代序列；并确认炭河里城址的年代属于西周，推测其兴起的背景或许与西周时期周王朝在南方的分封有很大关系，其性质属于接受周王分封的地方性方国的都城，由于分封往往伴随着分器，宁乡铜器群的出现或许即是分器的结果。”
不能简单地认为一个地方有精美青铜器就代表了文明程度高，而要看青铜器是如何生产和使的，在社会中具体起到何种作用。对比其他几个基本同时期的青铜文明中心：
殷墟：很早就通过二重证据法确立了晚商都城的地位，以及考古学上的殷墟文化和殷墟时期，构成全国范围同时期遗存的对比标尺。发掘出土的青铜器基本来自墓葬。有最充分的铸铜作坊的证据和完整的铜器生产操作链。无论青铜器还是其他文化遗存都有很明确的源（二里岗文化）和流（西周文化）。
广汉三星堆：发现有分布于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及其中心聚落三星堆遗址，虽然没有文字证据，但考古材料（青关山建筑基址、三星堆城址和聚落形态等）表明此时成都平原很可能已经是国家水平的复杂社会。青铜器基本来自遗址1986年发现的两个祭祀坑（一号坑178件，二号坑735件），墓葬中不见青铜器。没有发现铸铜遗存。三星堆文化的来源和去向也都比较明确（但是非商式青铜器如神树、人像、面具等来源不清）。
新干大洋洲：发现有分布于赣江流域的吴城文化及其中心聚落新干牛头城遗址（城址面积36.2万平方米，内城有天花会山大型夯土台基），社会组织情况不是很清晰。青铜器出土地点集中在牛头城附近，多数出自新干大墓（475件青铜器，含礼器48件），中棱水库墓也有一批青铜器（礼器12件），此外的发现很零散，也少有礼器。吴城文化中没有发现铸铜作坊遗址，但与冶铸相关的遗迹和遗物发现不少，只是没有容器的陶范。最近九江荞麦岭的发现可能为吴城文化的来源提供了线索，但是去向不明。
施劲松在比较了四个区域的青铜器之后认为：
在中原形成了一套以青铜器的生产为核心的“贡赋生产方式”，发展出了多层级的社会结构和严格的等级制度，最终产生了早期国家。中原的青铜器更多用于礼仪活动，并作为随葬品出现在不同等级的墓葬中，铜器形成固定组合，使用变得制度化。
在赣江流域，青铜制品和社会财富被少数统治者个人占有。财富的高度集中虽然也体现了社会的分层，但社会似乎没有形成多层级的、稳定的金字塔形的结构，从而缺乏国家产生与运行的架构。赣江流域的青铜器功用与中原青铜器最为接近，但作为随葬品使用的青铜器似乎只体现出财富的集中，而非明确的组合和使用规制。新干大墓没有饮酒器，甚至整个赣江流域也罕见，这也表明当地社会对作为随葬品的青铜器保留了自身的选择。
湘江流域的青铜器出土分散，来源多样，功能不一，体现出社会的分散，当地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政权。湘江流域的青铜器有一部分是墓葬随葬品，墓葬主人可能来自于中原。但还有很多青铜器可能是用于祭祀自然神灵。能用青铜器祭祀的可能只是少数人，但祭祀后埋藏的青铜器毕竟与具体的人不再关联，因而青铜器并不像随葬品那样可以标识所有者的身份。
成都平原在商时期最有可能形成了早期国家，但青铜器不作为个人身份、等级的标识，而是属于整个统治集团甚至全社会，青铜器用于宗教活动，以此维系社会稳定、增强社会凝聚力。成都平原由青铜器生产、使用所体现出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方式显然与二里头和商代国家完全不同。青铜器被用来表现祭祀对象和祭祀场景，或制作成专门的祭祀器物。将青铜器完全用于宗教信仰，以加强社会统治、增强社会凝聚力，这与其他地区青铜器的功用完全不同。
青铜器图片引自GiaVincent 的新浪微博
参考文献：
李零：《入山与出塞》，《文物》2000年第2期。
向桃初：《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明研究的重要突破》，《南方文物》 2006年第2期。
张昌平：《方国的青铜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施劲松：《论湖南商周青铜器的来源》，《南方文物》2018年第3期。
施劲松：《商时期南方地区的青铜器与社会：复杂性与多样性的例证》，《考古》2018年第5期。
只争朝夕共享考古成果 不负韶华当属湖湘今日——2019湖南考古汇报会会议纪要，2020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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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评论区又是分封又是殖民的，我统一回复一下。
关于长江流域的几个青铜器中心，毫无疑问有殷墟风格的影响，但又有地方特色。一种解释是阜南、新干、宁乡、广汉、城固的青铜器都是中原的地方变体，商式青铜器是商人在中原铸器带到那里（或者西周初“分器”），混合型青铜器如果不是来自中原、至少技术源头也在中原（如派驻了技术工匠结合乡村审美做了一些改变），当地断无可能自行生产体量大而精美的青铜器；但确实还有一种可能是中原青铜器技术向南扩散实际发生在早于殷墟的二里岗期，长江流域在之前生产青铜器的基础上相对于殷墟平行发展出了所谓南方特征的青铜器：
但最近几年阜南台家寺和黄陂盘龙城铸铜作坊的发现，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贝格立几十年前的预见。（但我再次强调要实锤平行发展需要在湖南发现晚商铸铜作坊等进一步证据）
从二里头到西周的政治格局大体还是清楚的：中原早期国家形成时，周邻政体普遍比较弱势，于是二里头-二里岗得以迅速扩张并将周边地区纳入统治范围，以至有人认为二里岗文明的扩张可以看作中国历史上第一个empire的出现，还有人认为这个时期中央王朝的国力是整个先秦时期最强的。扩张的结果之一是刺激了外围边缘政治势力的发展，到晚商时期，商文化全面收缩，退出了江西、湖南、湖北、安徽地区，多中心的政治格局开始形成。从某个强势中心分封和殖民的证据在西周早期才再次出现，但是西周早期疆域的最南端也仅限于随州的噩（羊子山）和曾（叶家山），影响及于江陵、黄陂，没有比二里岗更靠南，到了西周中期以后可能由于昭王南征失利，周文化势力又有所收缩。
所以一定要对比的话，二里岗时期类似于西周初的封建+殖民的扩张状态，殷墟时期更像是西周晚期王室衰微权力下移但仍强于列国的状态。四羊方尊这样精美的青铜器出现在边地应当放在这个背景下去理解，不是晚商贵族来蛮荒之地殖民，也不是灭商后分得的宝贵战利品，而是（我自己猜的）早商的扩张导致技术输出并孕育了地方青铜器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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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补充：为什么说炭河里还不是宁乡铜器群谜题的“答案”。
首先，按陶器编年看，炭河里和高砂脊的铜器墓主体年代已进入西周。时间上与宁乡铜器群的大多数都有错位。
其次，从已知的铅同位素组成看，炭河里和高砂脊的铜器原料类型以商末至西周时期的普通铅类型为主，高砂脊没有高放射成因铅（流行于二里岗-殷墟时期），炭河里虽有但比例较低。而最近宁乡铜器群中经过分析的瓿和角形器，都用了高放射成因铅，印证了之前的类型学判断。殷墟时期湖南的铸铜证据虽然缺失，但最近对岳阳樟树潭遗址发现的锡青铜熔炼渣的分析表明，当地至少在二里岗晚期即开始了青铜器生产。
最后，炭河里和高砂脊出土铜器组合不同于宁乡铜器群，最大的青铜器大概相当于殷墟的中型鼎，显得比较寒酸。属宁乡铜器群的器类迄今未出现于墓葬中。
参考：
施劲松.对湖南望城高砂脊出土青铜器的再认识[J].考古,2002,(第12期).
朱凤瀚：《湖南出土商后期青铜器探讨》，《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四辑，岳麓书社2007年12月。
张昌平：《论洞庭湖地区发现的商周青铜器——从皿方罍说起》，《酌彼金罍——皿方罍与湖南出土青铜器精粹》，上海书画出版社，2015年。
马江波等： 《岳阳商代遗址出土铜器及炉渣的分析研究》， 《江汉考古》2018 年第3期。
马江波.湖南宁乡出土商代大型铜瓿初探——兼谈圆肩铜瓿的年代与产地*[J].四川文物,2018,(第6期) ：27-34.
马江波,吴晓桐.湖南益阳商代青铜角形器的科学分析与相关问题探讨[J].有色金属(冶炼部分),2019,(第5期).
黎海超、崔剑锋、盛伟：《湖南宁乡炭河里与望城高砂脊出土铜器的铅同位素分析及相关问题》，《考古》201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