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1：（截止2022年5月）在过去几年中，我在知乎上回答了很多关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问题，但是非常分散，所以这里希望借“知识库”的题目，做一个系统性的梳理和回顾，对“创伤后应激障碍”进行一次百科式的介绍和总结。以下我会用英文PTSD指代“创伤后应激障碍症”。
注释2：这个回答中的信息全部来自于我之前的回答。我会分别标注信息的来源（比如来自于我的哪一个回答），具体的文献在我原回答中都有标注。
注释3：PTSD是一种较为严重的精神疾病，但是和其他的精神疾病相比，PTSD更容易确诊，同时我们对于PTSD存在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案，特别是认知加工疗法Cogntivie Processing Therapy和延迟暴露疗法Prolonged Exposure。不幸的是，这两者在国内很少普及，患者不大可能有机会接触到这两种疗法。
注释4：我和程明医生翻译的认知加工疗法治疗手册已经出版上市（书名：“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治疗：认知加工疗法实用手册”），2022年我和Candice Moson、Phil Shnaider在国内开展首次CPT官方培训，希望可以在不远的将来改变国内PTSD治疗资源缺乏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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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回答中，我会系统地来回答以下六个问题：
那么如何定义“显著的创伤事件”：
常见的创伤性经历包括：严重的车祸、火灾、自然灾难、虐待、身体暴力、性暴力（强奸）、自杀、他杀等等。
如果创伤性事件刚刚发生（在一个月内），这种情况下是不可以诊断PTSD的，只能算作应激性障碍症（Acute Stress Disorder）。
关于PTSD的时间线，有以下几点要注意：
创伤(trauma)这个概念，不论在中文还是英文中，都是非常宽泛的。可能是很严重的创伤经历（比如伤害到人身安全），可能是“看似不严重但也可以很严重”的创伤经历，比如长期亲密关系结束、网络暴力、校园欺凌、父母离婚、情感上的虐待等等，大家也经常用”创伤“这个词来形容一段对自己有负面影响的事件。
PTSD对于创伤的定义比较严格，按照DSM-5的诊断标准（所谓Criterion A Trauma）：
创伤经历不一定会导致PTSD症状。不满足PTSD的创伤，通常会导致“认知和情绪上的变化”和“逃避行为”，但是“创伤事件的再体验”和“身体上的过度警觉”，一般较少出现。
如果不满足PTSD定义的创伤经历，在临床上则不会被诊断为PTSD，但是非PTSD的创伤也会导致心理疾病，比如抑郁症、焦虑症、毒品上瘾、饮食障碍、甚至人格障碍，等一系列人际关系、情绪管理上的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PTSD的治疗方案是针对PTSD的病症，不是针对创伤经历。创伤经历会导致各种不同的症状，所以治疗方案要取决于到底创伤经历目前导致了怎样的病症。我们可以用PTSD的治疗方案去治疗所谓”创伤经历“，比如说因为创伤经历导致的”长期负面的认知和情绪“，但是效果则没有保障。
”军人“和”警察“这两个行业是出现精神疾病的”重灾区“。而这些精神疾病往往还会带来各种生理上的疾病（比如心脏病、消化系统问题、神经系统问题、骨骼肌肉问题等），还会带来各种社会适应上的障碍（比如婚姻破裂、无法继续工作、社交孤立等）。更需要考虑到的是，“军人”和“警察”的精神疾病，会对公共安全带来重大的影响，比如因为精神疾病无法顺利完成任务；或者长期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患者可能会有攻击他人的倾向（比如暴怒），加上本身持有枪械，一旦做出冲动性的行为，后果是不堪设想。
对于“应急人员”来说，PTSD可以说是一种“职业病”。运气好的，可能做了一辈子工作，也没遇上太大的创伤事件。运气不好（这样的例子其实很多），遇到了一两次创伤事件，就很容易患上PTSD。更为复杂的是，因为他们的职业形象和自我认同，军人/警察/消防员/急救人员，这些行业的工作者是不会主动承认自己有精神疾病的，更不会主动寻求帮助。因为在他们的眼中，患有精神疾病就等于承认“自己是弱者”。而正因为这个矛盾的存在，才更容易导致这些行业工作者患上精神疾病，并不能及时得到诊断和治疗。
总的来说，如果父母对孩子进行任何的虐待，包括躯体虐待、性虐待、语言虐待、情绪虐待，这些可以被称为“童年不幸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会导致一系列精神疾病。世界卫生组织有进行一项全球性的研究，也就是World Mental Health Surveys，研究人员在21个国家访问了51，945名成人。结果说明，在童年时期遭遇不幸经历（比如遭到父母的虐待、父母本身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儿童照管不良），导致了成年时期29.8%的精神疾病。
如果某人”在童年时期经历了来自原生家庭的虐待“，那么他可能患上哪些精神疾病？
应激反应包括以下三种：
冻结不动（freeze）有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当意外刚刚发生的时候（比如刚刚遭受攻击、强奸犯才开始实施暴力的时候），基本上所有人都会出现短到几秒长到几分钟的冻结不动，主要因为暴力行为完全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们的大脑在霎那间要处理的信息量太大，不知道该怎样去处理当下的情况，所以身体处于过度震惊、休克的状态。
第二阶段，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处于太大的危险之中，没有办法去抵抗，或者是因为面对的风险太大，实施暴力的犯罪者对我们的人身安全进行严重的威胁，因为自己没有摆脱痛苦的出路，同时自己又经历着在生理心理上太极端的痛苦（比如说强奸对于我们身体、心理上的疼痛），于是我们的大脑为了保护我们，在当下做出了决定，让我们冻结、暂时性的变麻木，尽管身体仍在犯罪现场，但是头脑、感官已经不在犯罪现场，好似是“灵魂出窍”一样，更通俗说，感觉像是我们发烧的时候，整个人迷迷糊糊的感觉，目的只是为了减少当下的痛苦。
创伤后应激障碍来自于创伤事件，而适应障碍来自于压力事件。两个事件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压力事件大家都会遇到，这是生活中常见的情况，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会面临着一些更为极端的压力情境，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要长时期面对高压力。打个比方，高三的学习生活、准备高考，这可能是压力非常大的一段经历；或者失业、家庭解体、分手，这些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压力。
创伤事件则不是“正常的“经历，创伤事件是一般人生活中并不会经常遇到的，是一般人意料不到的，会激发一系列人体生理上的反应，导致相对极端的反应。创伤事件会对当事人的人身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比如性侵、被袭击、被抢劫、出车祸、目睹或亲历凶杀案、遭遇自然灾害等。这些事件都不是正常人生活中会遇到的，是小概率但高强度的事件。
适应障碍的症状总的来说可以分成三大类：
不难看出，其实两种精神疾病在症状上是有一定的重合的，更不要说PTSD患者往往同时患有抑郁症。但总的来说，有些症状是只会在PTSD患者中出现的，包括创伤事件的再体验、认知和情绪上的变化。还有一个角度来看，PTSD症状往往是更为强烈、干扰更大的。
对于适应障碍来说，在绝大数情况下，如果外界环境的压力事件一旦消失，或者患者所面对的压力程度出现显著的下降，那么患者的症状也会出现显著的改善。 但是对于创伤后应激障碍来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采取临床上的干预，PTSD患者是不会出现症状上的改善的。
两者在病症来源上不同。
两者在病症上存在区别。
两者在治疗方案上存在差别：
总的来说，抑郁症是对药物治疗有不错的临床反应的，但是PTSD治疗就比较复杂了，而且没有可以直接起作用的药物。很多人都可以治疗抑郁症，但是治疗PTSD需要更专业的培训和临床经验。两者所要接受的治疗，相差也很大，抑郁症更多是情绪、认知、行为，而PTSD需要再加工创伤性事件，对创伤性事件相关的情绪、认知、行为进行针对性的治疗。
在上一代的DSM-4中，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被视为焦虑障碍的一种。但是在最新一代的DSM-5里，PTSD被独立出来统一称之为"trauma and stressor-related disorderss“，也就是创伤和压力相关的精神障碍，不再被视为焦虑障碍。
在过去我们认为PTSD是一种基于恐惧的精神障碍，所谓fear-based disorder，这是基于焦虑障碍的模型。因为患者经历过创伤事件，体验到极端的害怕和焦虑，所以他们会采取各种逃避行为（avoidance），PTSD患者往往出现交感神经系统过度唤醒（hyper-arousal），经常性甚至长期性的体验到应激反应（stress reaction），这也是和fear-based disorder模型是相符合的。
但是基于最近这二十年的研究，我们慢慢认识到，其实PTSD也可能是一种基于内疚和羞耻的精神障碍，所谓guilt-based disorder。但如果我们从内疚和羞耻的角度来看PTSD，那么会发现另一个核心症状就是责备/归咎（blaming），可能是因为创伤事件责备自己（比如“因为自己不小心才会被性侵“），或者责备并不相关的其他人（比如”因为母亲没有保护自己才会被性侵“，但是母亲可能并不知道自己有被性侵，或者说士兵责备军队和政府）。从guilt-based disorder角度出发，以上提到的逃避行为avoidance和过度唤醒hyper-arousal，依然是成立的。
对于很多PTSD患者来说，fear-based disorder和guilt-based disorder并不冲突，这两个模型可以同时存在。正是因为我们对于PTSD的认识从fear-based disorder扩大到guilt-based disorder，在临床干预上也出现了一些变化，比如除了过去最为盛行的暴露治疗（比如大家熟知的延长暴露疗法Prolonged Exposure Therapy，简称PE），我们现在越来越频繁地使用认知疗法（比如大家熟知的认知加工疗法Cognitive Processing Therapy，简称CPT）。
根据ICD-11，C-PTSD和PTSD共同具有以下三个症候群：
根据ICD-11，C-PTSD具有以下三个症候群（而PTSD是不要求具有的）：
PTSD传统上对创伤经历定义比较狭隘（单一性、短期性事件），这也是PTSD作为诊断标签一个很大的问题。CPTSD的创伤一般是长期、多次、反复的（更多发生在未成年期），而PTSD的创伤一般是单次的、短期的。
C-PTSD被纳入了国际疾病疾病分类ICD-11，但是美国的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目前不包括C-PTSD，只纳入了PTSD。
C-PTSD独有的三个症候群和边缘性人格障碍BPD高度重叠，所以C-PTSD是不是可以当作和PTSD/BPD独立出来的临床病症，这一点在业界还是有很多争议的，特别是我们知道60%的BPD病人同时被诊断为PTSD。研究数据似乎支持C-PTSD和PTSD/BPD有质的不同。但具体临床上怎样诊断，怎样把C-PTSD和PTSD/BPD分开来，这并不那么简单。
目前针对C-PTSD，业界存在以下三种干预方案：
所谓的情绪不稳定(emotional lability)或者情绪失控(emotional dysregulation)在传统意义上来说，是边缘性人格障碍（以下简称BPD）的诊断标准之一，也是BPD的最常见症状之一。但是对于PTSD来说，情绪不稳定或者情绪失控并不是诊断标准，也不是必要或常见的病症。PTSD病人通常会体验到持续的负面情绪，或者无法体验到正面情绪，还有易怒、易躁动(irritable/agitated)，但这些症状和情绪不稳定或情绪失控并不一样。
情绪不稳定(emotional lability)或者情绪失控(emotional dysregulation)指的是相对稳定、跨越多种场景和人际关系、较为频繁，在情绪上的显著起伏，而且这些强烈的情绪一般是多样性的，可能是焦虑，可能是愤怒，可能是抑郁，甚至可能是亢奋等等。
BPD病人本身的情绪属性比较敏感，包括情绪阈值比较低、情绪体验强度比较高、情绪持续时间长、冲动性较强等，加上后天经历了长期情感否定的环境甚至创伤经历，如此形成了这些的症状：生活中常见的“小事”会很容易导致“过度强烈”的情绪，加上本身缺乏各种情绪体验和管理的技能，会容易采取过往习得的“问题行为”，以为可以“扑灭”情绪的火苗，却没料到情绪会因此“火上加油”，一直走到“失控”的状态。如果这些与事实“不完全相符合”的情绪产生在人际关系之中，那么情绪的“加剧”和“升级”可能会更快。总的来说，BPD病人的情绪是“跌宕起伏”，稳定性的“不稳定”，而这些情绪的导火线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触发的情绪也是多种多样的，不一定有规律可循，即使有规律，可能也是多种规律和模式。
PTSD病人就不一样了，他们的确会体验到强烈的情绪，而且这些情绪非常有可能是和现实“不相符合”，但是这些情绪的触发都是有规律可循的。一般这些强烈的情绪会被固定的刺激物所触发，比如和创伤经历相关的人与物（比如遇上施暴者，或者是和施暴者相像的陌生人，比如说某性别）、和创伤经历相关的场景（比如创伤发生的地点、环境等）、和创伤经历相关的回忆、和创伤经历相关的想法、和创伤经历相关的感官体验（比如说某种嗅觉、声音等）。这里只是列举一下，创伤的刺激物也是多种多样的，主要取决于具体的创伤经历。比如车祸相关的PTSD，开车或坐车就可以触发强烈情绪；比如打仗相关的PTSD，看到战争的电视电影会触动强烈情绪。当这样的刺激物出现，PTSD病人会出现迅速、强烈的情绪起伏，但是刺激物—情绪起伏这样的关联性和排他性和BPD是显著不同的。
对一位来访的病人进行PTSD诊断，一般会经过以下的步骤：
第一步：我们需要对该名病人进行详细的临床晤谈（general clinical interview），获取大量的背景信息，包括来访原因、转介人、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工作学习功能的评估、精神健康史（包括过去的诊断和治疗）、家庭精神健康史、生理健康史、人身安全的评估、创伤性经历等等。
第二步：我们需要对该名病人进行结构性的、有针对性的临床晤谈（structured clinical interview）。也就是用经过临床实证的诊断工具，经过晤谈的形式，来获取相关信息，进而做出诊断的决定。常用的诊断工具包括，Structured Clinical Interview for DSM 5（SCID），Mini International Neuropsychiatric Interview （MINI），Clinician Administered PTSD Scale for DSM-5 (CAPS)，Diagnostic Assessment and Research Tool（DART）。CAPS一般是作为PTSD诊断的“金标准”。
第三步：即使该病人是为了确诊PTSD而来，我们还会对其他常见的精神疾病进行筛选（screening），一般会用到上面提到的结构性临床晤谈（structured clinical interview）来进行。详细来说，我们会问一些比较简要的问题，排除该病人没有其他的临床病症，或者排除该病人的病症可能来源于非PTSD的精神疾病。
第四步：我们还会让病人填写与诊断相关的心理量表（psychometric measures）。打个比方，如果我们觉得病人应该是PTSD，我们会给他PTSD Checklist for DSM-5（PCL-5），然后一般我们还会让病人完成一份广泛、完整的心理量表，比如说Personality Assessment Inventory（PAI），或者Millon Clinical Multiaxial Inventory（MCMI）。心理量表有两个作用：第一是确定我们的诊断意见是正确的，第二是对于病人的病情严重程度可以提供更多信息。
第五步：当所有信息收集全之后，我们会写出一份诊断报告，一般是2000-3000字左右长度（英文）。当诊断报告写好之后，我们会当病人面给出诊断的结果，提供诊断报告，并对治疗做出建议。
虽然我不鼓励患者在网上做出自我诊断，但是如果你对PTSD的具体病症有兴趣，可以关注以下这个量表：PTSD Checklist for DSM-5（PCL-5），我有提供中文翻译[16]。
目前大家对PTSD的共识是这样的：一部分的创伤事件幸存者，在创伤事件发生后，会出现“创伤的自行康复”（Spontaneous Recovery from Trauma），但另一部分的创伤事件幸存者因为种种因素在“创伤的自行康复”过程中受阻，进而长期体验到PTSD症状。最重要的两个“康复障碍”是对创伤的逃避行为，和对创伤的负面认知。
我们这里提到的“创伤的逃避行为”，可以进一步细分成两大类：
那么在患上了PTSD之后，“逃避行为”会如何导致并维持PTSD呢？
从行为上来说：
如果PTSD患者不断进行“逃避创伤”的行为，那么一旦TA体验到了侵入性的创伤回忆时，又或者TA遇到了一些和创伤经历相关的刺激物时，TA更容易体验到强烈的负面情绪，TA更容易出现应激反应，TA更容易认为“我无法忍耐/控制自己的负面情绪”，如此TA就更容易继续采用“逃避创伤”的应对策略。如此走上恶性循环。
总的来说：创伤经历导致负面情绪-->逃避行为-->下次遇上和创伤相关的触发事件，会体验到更强烈的负面情绪和应激反应-->再次采取逃避行为
从认知上来说：
如果PTSD患者不断进行“逃避创伤”的行为，比如曾经被前男友躯体虐待过，或者曾经被熟人性侵过，那么TA可能不断逃避和异性互动，TA一直在逃避任何形式的亲密关系，这些逃避行为来自于一个信念，也就是“别人都会来侵犯我”、“没有人值得我去信任”、“大家都想要利用我”等。因为创伤经历，患者有了较为极端的负面信念；因为负面信念，患者不断去进行逃避行为；但是因为逃避行为，患者不断去“强化”自己已有的负面信念，比如“因为我逃避任何形式的亲密关系，所以我至今没有被再次虐待“，所以”我不可以相信任何人“，所以”我没有亲密关系就可以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如此也是走上恶性循环。
总的来说：创伤经历导致负面信念-->逃避行为-->得到主观上并非客观上的”安全感“和”控制感“，负面信念得到强化-->再次采取逃避行为
可以关注PTSD的认知模型（Cognitive Model of PTSD）：
假设这里的创伤事件是性侵。当性侵发生后，幸存者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也是一个带来极大痛苦的难题，就是自己如何去解释：为什么这个事件，在这个时候，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对于性侵经历，幸存者一般存在两大类型的认知：
总的来说，对创伤经历的负面认知有三个大方向：
为什么这些负面认知这么重要？
当幸存者对性侵经历产生了负面的、不符合事实的、极端的认知和诠释时，他们会不断体验到极端负面的情绪，进而做出一些逃避行为，而这些逃避行为会进一步强化这些负面认知，从而不断维持PTSD病症。
打个比方：
如果幸存者认为“我被性侵是我的错，是我没有保护好自己，别人总想要伤害自己”，那么就会不断体验到“内疚”、“自责”、“羞耻”、“恐惧”的情绪，而这些负面情绪往往和事实不相符合，进而会不断责备自己，不断回忆和分析“自己如何可以防止被性侵”、“自己怎么怎么做错了”，而不是去体验对施暴者的愤怒，还会不断逃避生活中可能需要发挥自主性的活动（比如做出选择、面对机遇），也会不断逃避人际互动、结识新人。
这些逃避行为会进一步强化以上的负面认知，比如放弃机遇挑战，强化“都是自己的错”、“自己一无是处”的认知；比如逃避人际互动，强化“别人都不可信”的认知，然后会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越陷越深。
相反，如果在遭遇性侵后，幸存者可以形成符合事实、比较中立、平衡的认知和诠释，那么就不会反复体验到极端的负面情绪，也不会一直采取逃避行为，这样随着时间的流逝，更有可能会自行康复，不再体验到显著的PTSD症状。
这些负面认知是从哪里来的？
总的来说，有以下四个来源：
常见的负面认知大概有哪些？
根据认知加工疗法(Cognitive Processing Therapy)，幸存者对性侵事件一般存在以下六种负面认知和诠释，可能是其中一个，也可能是多种并存：
这里最关键的一点是，以上这些对性侵经历的负面认知都是和客观事实不相符合的，或者说，至少是和性侵的客观事实“不完全符合的”。这些负面认知不难分辨，一般都会存在一些“非黑即白”、“绝对化”、“僵化”、“一棒子打倒一堆人”的元素。
并不是说这些对性侵经历的负面认知是“错误的”、“荒谬的”，相反，这里很多的认知在性侵发生时是“适应环境的”、甚至可能是起到“自我保护”作用的，但是一旦性侵事件结束，这些极端的负面认知可能会带来一些不需要的负面情绪和过度的逃避行为，进而维持着PTSD病症。
这些负面的认知是怎样形成的？
更详细的来说，当某人遭遇性侵这样显著的创伤经历时，一般会产生以下三种任选其一的认知和诠释：
这里举个例子，比如说某人被性侵了，接下来可能会：
类似“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信念可以称之为“公平世界信念”（just world belief），而不幸是的是持有“公平世界信念”的人，在遭遇到显著的创伤事件后，更容易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症PTSD[18]。
创伤后应激障碍症（以下简称PTSD）这个诊断标签很多时候会被滥用，或者大家可能上网看了一些信息之后，会进行自我诊断，这样从一开始就走错路了。
如果没有接受正规、全面的诊断，可能存在这样几个问题：
药物只能够暂时性的减弱某些PTSD病症，但并不能“治愈”PTSD，就现在来说，只有心理治疗可以做到PTSD的康复。
也就是说，如果接受了正规的、有实证的针对PTSD的心理治疗，病人是有相当大的可能性可以被“治愈”，在治疗结束后，不再满足PTSD的诊断标准。
可以不夸张的说，如果一定要患上一种精神疾病的话，PTSD算是比较“幸运”的了。和其他精神疾病相比，PTSD有这样几个“优点”：
但是如果想要能够从PTSD中康复，也是需要一些条件的：
美国国家PTSD中心建议的治疗目前仅限于上面的三者，链接在这里：
PTSD: National Center for PTSD
美国心理学会division 12对于PTSD的治疗进行了总结，并对这些治疗的临床实证进行了严谨的评估，链接在这里：
https://www.div12.org/diagnosis/posttraumatic-stress-disorder/Society of Clinical Psychology
对于上述三个疗法，美国心理学会division 12认为：CPT和PE是有“strong research support"，也就是”强有力的研究支持“，而EMDR则是“The efficacy of EMDR for PTSD is an extremely controversial subject among researchers”，并不否认EMDR的临床实证，但是眼动本身有没有用、EMDR是否应该广泛推广都是有争议的。
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话，医院和军队/退伍军人系统一般只采用CPT和PE，这两个疗法是美国国家PTSD中心（National Centre for PTSD）所背书并推荐的。我目前在加拿大军队医院工作，也经常和加拿大退伍军人部打交道，甚至包括我以前工作的非军队医院，都是这样的情况（只提供CPT和PE）。EMDR更多是在社区内的私人诊所中会见到。在国内的话，这两种疗法比较少见，相反是EMDR更加常见。
至于Somatic Experiencing（体感疗法）[21]：总的来说，从目前的临床研究来看，SE的实证非常少，只存在有两个已经发表的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随机参照实验）。实证少不代表SE没有效果，不过目前业界并不把SE认作“针对PTSD的主流疗法”。
首先，我们会对创伤事件进行较为深入的讨论。在CPT的第一节中，治疗师会要求患者完成一份关于自己创伤经历的Impact Statement，也就是“受害人影响陈述”，并且要求患者在第二节治疗中大声朗读出来。在另一个形式的CPT中（加入了Written Account），治疗师会要求患者采取写作的方式去详细地叙述自己所经历的创伤事件，从头到尾，并且要写到自己所观察到的、所体验到的、所想所感等，而且要求患者在治疗中大声朗读出来。
其次，我们会对创伤事件所带来的负面认知进行识别和挑战。我们会用到一系列的工作表，帮助患者认识到自己以为创伤经历，而形成的负面认知，主要存在于五个方面，包括安全、权力与控制、自尊、信任、和亲密关系。然后就需要我们挑战这些负面认知，形成新的、更为平衡的负面认知，从而去指导我们的行为。打个比方，因为经历过儿童虐待，患者可能会认为“任何的坏事情都是我的过错”，可能我们需要建立起来的新认知是“有的时候，坏事情是我的过错，有的时候，坏事情并不是我的过错，要看具体情况而定”。所以，患者并不需要不断地向他人道歉、不断地批评指责自己、不断地承担不应该由自己承担的责任。
在PE中，我们一共有两种行为暴露，而这两种暴露是在治疗过程中同时进行的，它们分别是：
这两种暴露分别是代表着什么呢？
想象中的暴露：从治疗的第三节开始，每节治疗会花上40分钟的时间，让患者闭上眼睛、采取第一人称视角、用进行式语态，来叙述自己的创伤经历，从开头一直说到结尾。说完一遍之后，会再说一遍；说完第二遍之后，再说第三遍；如此循环往复，一直到40分钟时间用尽。下一节治疗，我们会再次进行这样的创伤事件口头叙述，有的时候我们会把重点放在创伤事件中的某些环节上。
在患者进行对创伤事件的口头叙述时，我们会对TA的想象中暴露进行录音，然后在接下来的一周内，患者需要在家每天听一遍这40分钟的录音。然后在进行想象中的暴露时，治疗师会每隔5分钟要求患者汇报自己的痛苦情绪强烈程度。我们的目标是，随着我们在治疗中不断对创伤事件进行叙述，同时患者不断去听录音，患者逐渐对创伤回忆产生“脱敏“的现象，也就是再次回忆创伤时，不再体验到那么强烈的负面情绪，也同时对自己的应对能力更有自信。
真实环境中的暴露：这个就相对比较简单了，从治疗的第二节开始，我们在每节治疗的结尾会布置一系列行为暴露的功课，比如患者一直在逃避公共场所，那么TA就需要多去公共场所；如果患者一直早逃避社交，那么TA就需要主动去社交。我们会循序渐进，从简单的场景/活动开始，慢慢做到难度更大的场景/活动。同时，我们会在每节治疗的开头去回顾上一节治疗布置的功课，看患者行为暴露完成的如何。患者会对自己行为暴露中体验到的负面情绪强度进行追踪记录，从暴露前（pre）到顶峰（peak）到暴露后（post）。
在一份最近发表的文章里，美国退伍军人部将CPT和PE进行了直接的对比[22]。这是一项非常大规模的研究，在2014年到2018年展开，跟踪病人一直到了2019年。结果表明：
结论：CPT和PE具有相似的治疗效果，目前我们没有数据证明PE优于CPT，也不能说CPT优于PE。
来自美国退伍军人部以及数个美国大学的研究者Peterson et al. (2022)最近在BMC Psychiatry上发表了一篇对于临床实践非常有意义的文章，结果也很出乎意料[23]。
作者们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提供CPT治疗，患者被随机分配到任一种治疗方式，包括：
结果表明：
结论：通过视频远程提供CPT来治疗PTSD，可能是一个“物美价廉”的选择。
一般来说，C-PTSD的治疗要分两个阶段来走：第一阶段是技能训练，特别是在情绪管理、痛苦忍耐、人际关系方面；第二阶段才是PTSD治疗，不论是叙事还是认知/暴露疗法，都是对创伤经历进行加工处理。
如此对C-PTSD进行干预的主要是因为：
研究证明，DBT-PTSD（针对PTSD的辩证行为疗法）可以有效治C-PTSD[24]。研究人员招募了193位因为童年创伤被诊断为PTSD的女性患者，而这些患者同时具有至少三项BPD（边缘性人格障碍）的症状，包括情绪不稳定/情绪失控（affective instability/emotional dysregulation）。患者被随机分配到以下任意一个实验组：98位患者接受了DBT-PTSD（针对PTSD的辩证行为疗法），95位患者接受了CPT（认知加工疗法）。
结果表明：
结论：DBT+CPT/PE的方案，或者DBT-PTSD，可能是治疗C-PTSD的有效手段。
更确切来说，时间对于创伤经历的影响可能走两个极端：有的人在遭遇创伤经历后会迅速地康复，也就是说“时间抚平内心伤痛”，这样的康复一般在遭遇创伤经历后3-6个月间发生。但是，有很大一部分人群在遭遇创伤经历后，并不会自然康复，相反，他们的情况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越来越糟糕。也就是说，时间不仅没有“抚平伤痛”，反而“加剧了伤痛”。
针对“时间可能加剧伤痛”，我们有两个方面的证据：
第一：有一种创伤后应激障碍症叫做delayed onset PTSD，也就是延迟发作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具体来说，就是在创伤经历发生后，某些人群并不会马上体验到PTSD病症，而是等到好一段时间之后（可能是一年或数年后）突然或逐渐体验到PTSD病症。
第二：临床上见到的PTSD病人，从他们遭遇创伤经历到他们首次寻求治疗，中间平均间隔了十年左右的时间。这样一来，时间的流逝（比如说这十年时间）并没有导致病症的减弱，反倒是维持或者加剧了他们的PTSD病症。
总结：如果曾经经历过显著的创伤事件，怀疑自己有PTSD，请及时去医院接受正规的诊断和治疗，认准认知加工治疗CPT、延迟暴露治疗PE、眼动脱敏治疗EMD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