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刘义隆过高的评价值得商榷。所谓的元嘉之治，宋书给了极高的评价，据说“区宇宴安，方内无事，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莫归，自事而已。守宰之职，以六期为断，虽没世不徙，未及曩时，而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又据说是“自元熙十一年司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三十有九载，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
杜佑在通典也说“文帝励精临人，江左数代帝王莫及，所以称元嘉之理，比前汉之文、景焉。既而国富兵彊，更务经略”至于唐人究竟是认为那个魏晋以降未有的天监和江左莫及的元嘉何者为优，这个不进行讨论。
当然，事实上，封建历史上所谓治世，盛世大多都含有溢美之词，区别无非多或少。而对于所谓的“元嘉之治”或者是将刘裕时期一起算起来的“永嘉之治”，我认为是溢美成分相对比较多的。对于这点，史学界已有学者做过辨析，如权家玉先生的《王权与财政:东晋南朝建康财政状况与政权兴衰》，杨恩玉先生的《宋文帝与 “元嘉之治 ”重估》，李沁烨的《盛世的衰退：宋文帝国家治理的局限性》等都研究了刘义隆治理时的局限。
应当指出，在刘义隆真正独揽大权的元嘉三年前，南方的经济状况是并不容乐观的。当时因为长时间的征战，“荆州编户不盈十万，器械索然。”“广州虽凋残”“江左区区，户不盈数十万”“自桓玄以来，驱蹙残败，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匹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自非财殚力竭，无以至此。”，刘裕所施行的一些打击豪强，免除租税的举措大约起到了一些好转的作用，但这“好转”是相当有限的，仅仅是将经济衰退的趋势放缓而不是扭转成恢复的趋势，故徐豁在元嘉三年提到当时“断截支体，产子不养，户口岁减”，刘宋户口每年都减少，显然在元嘉三年刘义隆亲政前，经济是一直处于衰退的状态的。
《太平御览.卷551》引盛弘之《荆州记》曰：冠军县有张詹墓，七世孝廉，刻其碑背曰："白楸之棺，易朽之衣，铜铁不入，瓦器不藏。嗟矣，后人幸勿见伤。"及胡石之乱，旧墓莫不夷毁，而此墓俨然。至元嘉六年，民饥，始发。说者云："初开，金银铜锡之器，朱装雕刻之饰，烂然毕备。
张詹固然是伪君子，但抛开这一点来看，连戎狄入侵都没有盗发的墓穴，当时号称薄葬的墓穴，一个名誉极好的贤者墓穴，刘宋的百姓都忍不住饥饿去盗发，那其他厚葬的王侯墓呢？元嘉六年百姓生活的困苦也可管中窥豹了。
到了元嘉七年，刘义隆第一次北伐失败，当时“府藏、武库为之空虚”，甚至连府库中连“十万人仗”都拿不出来，需要顾琛“诡对”才能不让归化人发现刘宋的外强中干。
至元嘉九年，刘宋的宗室刘道济是个无道的刺史，他“伤政害民，民皆怨毒”，刘义隆并未因此更换刺史，仅仅是不疼不痒的敲打。因此酿成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农民起义，以司马飞龙为首，打着兴复晋室的名头“得千余人，破巴兴县，杀令王贞之。进攻阴平，阴平太守沈法兴焚城遁走”，在司马飞龙的起义被平定后，蜀地不堪刘宋压迫的百姓打着已经被斩杀的司马飞龙名义再次起义，当时“蜀土侨旧，翕然并反”一度“众十余万”，从元嘉九年，一直到元嘉十四年才被平定。规模达十余万，前后时长达五年的农民起义，即使在南朝近两百年的时间也可谓罕见。这场起义的影响颇大，刘宋末时，尚书右丞虞玩之表陈时事曰:天府虚散,垂三十年。往上推三十年，时间为元嘉二十三年，此处的三十年应当是约指，实际应当就是说自赵广起义后，四川经济一蹶不振。元嘉二十五年刘秀之出任刺史时，“汉川饥俭,境内骚然”，这也是一旁证。那么刘义隆有没有吸取教训呢，从“梁、益二州土境丰富,前后刺史,莫不营聚蓄,多者致万金”来看，他多半是无所谓的心态。因此造成了天府虚散三十年的情况。
同时，因为四川地区的大起义，荆州地区因为“巴蜀乱扰，师旅应接，府库空虚”，赖刘义庆苦心经营，方得恢复。
再将目光转移到东方，当时江淮地区同样不容乐观，在元嘉十年前是“土境荒毁，人民雕散，城郭颓败，盗贼公行。”，又江淮地区的官吏“淮西、江北长吏，悉叙劳人武夫，多无政术”。江淮地区的经济问题，赖刘义欣得以完全。可吏治的问题呢？却是没有下文的。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南征时“陈南顿二郡太守郑琨、汝阳颍川二郡太守郭道隐委守走”“城邑皆望风奔溃”
想来这些无能，无才，遇敌望风而逃之辈并没有得到刘义隆的处理，而是一直在边境作威作福了，那么刘义隆自然也会饮到不处理的苦果。
到了元嘉十八年，荆州地区的少数民族因为“徭赋过重,蛮不堪命”，再次爆发了大起义，这场起义规模更加浩大，据说“盘结数州，摇乱邦邑”，“自江汉以北，庐江以南，搜山荡谷，穷兵罄武，系颈囚俘，盖以数百万计”，人数当然不可能真正到了数百万的地步，这是夸张之词，但也可见此次起义规模之大。而在平定起义时，刘宋军队又屠戮“孩年耋齿”，实在令人不齿。考虑到刘宋初期刘粹曾经“诛杀谋等三十家，男丁一百三十七人，女弱一百六十二口”来杀良冒功，这些孩年耋齿”，大抵就是做了刘宋将士们的进身之资了。刘宋于元嘉时期的残酷镇压并没有起到好的作用，荆州蛮夷的起义在刘宋中后期愈演愈烈，以至于“诸郡人户流散,百不存一”“荆州为之虚敝”了。
到了元嘉二十七年，刘义隆想要再次北伐，却因为“资储未积”不得不向民间借钱，他“令王公妃主及其朝士牧守下逮富人通出私财，以助军费”，又三五征兵，宋书说他“役竭民徭，费殚府实，举天下以攘之，而力犹未足也”“深赋厚敛，天下骚动”，之前元嘉的富裕又何在呢？不过是笑话罢了。而第二次北伐惨败。元嘉之政的经济彻底崩溃，所谓“宋氏之盛，自此衰矣。”江北地区荒无人烟“强者为转尸，弱者为系虏，自江、淮至于清、济，户口数十万，自免湖泽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无复鸣鸡吠犬。时岁唯暮春，桑麦始茂，故老遗氓，还号旧落，桓山之响，未足称哀。六州荡然，无复余蔓残构，至于乳燕赴时，衔泥靡托，一枝之间，连窠十数，春雨裁至，增巢已倾。”青州地区甚至爆发了人相食“元嘉末,青州饥荒,人相食。”
关于徭役方面，刘义隆确实减轻了一段时间的徭役，将十三半丁，十六成丁调整为十五半丁，十七成丁。然而，这段改制仅仅是元嘉三年到元嘉九年这一短暂时间的调整，不久之后，竟变为“书制休老以六十为限,役少以十五为制”，竟成了十五为丁，比魏晋尚重，而实际执行的情况更加惨不忍睹，“西府兵士,或年几八十,而犹伏隶;或年始七岁, 而已从役。”，所谓的减轻徭役，成了一纸空谈。
刘义隆在文化教育的成就十分斐然，他设立的四学是中国分科教育成立的标志，据说当时“甫获克就，雅风盛烈，未及曩时，而济济焉，颇有前王之遗典。”但从实际来看，刘义隆自元嘉二十年方立国子学，二十七年就因为迫不及待的北伐而废国子学，前后所立不过短短七年，这不得不说是刘义隆的短见。
刘义隆据说“性存俭约，不好奢侈”，但从实际来看，二十三年 “筑北堤，立玄武湖于乐游苑北，兴景阳山于华林园，役重人怨 ” （《南史·宋文帝纪 》）。二十五年二月建成宣武场，四月 “新作阊阖、广莫二门 ” （《宋书·文帝纪 》）。文帝造玄武湖时“欲于湖中立方丈、蓬莱、瀛州三神山，尚之固谏乃止……时上行幸，还多侵夕（何 ）尚之又表谏……优诏纳之 ”，魏书说刘义隆“内起山苑，穷侈极丽，役使百姓，江南苦之”这是敌国诽谤之言，有夸张的成分，但亦可反映一部分事实。
即使刘义隆本身勉强可称节俭，但当时奢侈之风已经弥漫了上层社会，他宠爱的潘淑妃 “所求无不得 ”袁皇后通过她 “求三十万钱……信宿便得 ” （《宋书·文帝袁皇后传 》）。他为太子刘劭 “更筑宫，制度严丽 ” （《宋书·刘劭传 》）。建平王刘宏，文帝 “宠爱殊常，为立第于鸡笼山，尽山水之美 ” （《宋书·建平王宏传 》）。太子右卫率谢弘微去世，文帝“甚痛惜之，使二卫千人营毕葬事 ” （《宋书·谢弘微传 》）。文帝对王侯、皇亲国戚的奢侈优容有加。江夏王刘义恭 “相府年给钱二千万，它物倍此，而义恭性奢，用常不足 ”。文帝不但不予以节制，反而 “又别给钱年千万 ” （《宋书·江夏王义恭传 》）。这就助长了刘义恭的奢侈无度。以致 “岁给资费钱三千万。布五万匹，米七万斛 ”刘义恭仍然入不敷出 （《宋书·何承天传 》）。南郡王刘义宣 “多畜嫔媵，后房千余，尼媪数百，男女三十人。崇饰绮丽，费用殷广 ” （《宋书·南郡王义宣传 》）。尚武帝少女豫章长公主的 “ 瑀豪竞于时，与平昌孟灵休、东海何勖等，并以舆马骄奢相尚 ” （《宋书·前废帝何皇后传附父瑀传 》）。最奢华的是徐湛之“贵戚豪家，产业甚厚。室宇园池，贵游莫及。伎乐之妙，冠绝一时。门生千余人，皆三吴富人之子，姿质端妍，衣服鲜丽 ”。文帝对徐湛之仅仅是 “嫌其侈纵，每以为言 ”而已 （《宋书·徐湛之传 》）。上行下效，奢侈风气蔓延于整个社会。元嘉末年周朗在上书中说，“制度日侈，商贩之室，饰等王侯，佣卖之身，制均妃后……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睥睨。宫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学。侈丽之原，实先宫阃 ” （《宋书·周朗传 》）。
刘义隆用吏的手段也远不及其弟刘义康，刘义康执政时期，元嘉政治尚称清明，相对“性好吏职，锐意文案，纠剔是非，莫不精尽。既专总朝权，事决自己，生杀大事，以录命断之。凡所陈奏，入无不可，方伯以下，并委义康授用”“府门每旦常有数百乘车，虽复位卑人微，皆被引接。又聪识过人，一闻必记，常所暂遇，终生不忘，稠人广席，每标所忆以示聪明，人物益以此推服之。爱惜官爵，未尝以阶级私人，凡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无施及忤旨，即度为台官。自下乐为竭力，不敢欺负。”
相对性好吏事，长于御吏的弟弟，体弱多病的刘义隆有着天生的弱势“有虚劳疾，寝顿积年”，自其废刘义康后，更是“戎卫之职 , 多非其才, 或以资厚素加, 或以禄薄带帖, 或宠由权门, 恩自私假, 既无将领, 虚尸荣禄”，与“未尝以阶级私人”的刘义康相差何远？应当承认，元嘉繁荣的情况，相当一部分是依赖于刘义康的执政。
相对于他的执政情况，其私德更令人齿寒。初宁之誓言犹在耳，晋恭之事复见于义康。至若遵考之暴，义綦无能，太祖知而不罪，君人之德何在？杀方明，毙道真，戮薛彤、收进之，和敏之姿何存？宜其不能一宇内，混四海，建霸王之业，成天人之功。
其他回答提到刘义隆重整了皇权，扭转了东晋以来变态的权利结构，这是正确的。综合来说，刘义隆长于权术，短于理政。长于用人，短于用吏，更短于用将。偏偏不仅用的将是到彦之，王玄谟这种无能庸将，刘义隆又自以为能，喜遥制兵略“攻日战时，莫不仰听成旨。”，终落得元嘉草草。他曾经说“猜忌褊急，魏武之累”，可莫说纳张绣，释魏种的魏武帝，即使素以忌称的魏文，心胸仍广于这位背初宁陵之誓的宋太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