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 > 西哈努克家族 > 上一页 下一页五二
这两种不同的合作政策，注定了这种合作的有限性和摩擦将不断发生。
这期间，最大的摩擦之一，是1954年撤往越南的柬埔寨老印支共产党人返回柬埔寨问题。这些人共有2000人左右。他们在越南住了16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河内的越高（棉）友谊学校接受训练，所修的课程有越语、政治和军事训练。他们有强烈的亲越倾向，有些人完全越南化了。1968年越南人曾建议将这批人送回，并给予重用。但柬共未予同意。1970年政变以后，他们起程回国，参加抵抗运动。他们每100人组成一个支队，徒步沿胡志明小道向南跋涉。走完这段艰难的里程，共花了三个多月，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在途中死于飞机轰炸、疾病和意外事故。
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训练有素的军政干部，有的人职位很高。但是回来以后，他们并不被信任和重用。一位少校级的军官说，他必须“声明已经脱离越共，而忠实于红色高棉和柬埔寨人民”。有的人还必须宣布断绝与“高棉人民革命党”和“人民派”的任何联系。他们还必须放弃他们原来的军衔，而服从柬共的安排。
1971年7月，柬共在普农山图克的总部召开了一次中央会议。有60多名代表出席，包括来自各战区和河内的代表。会议选出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柬共中央决定派英萨利前往北京，作为国内派出的代表。他就是西哈努克说的那个不离他左右的人。在国内，对西哈努克的地位也在宣传上作了限制。一个党的文件称，革命的成就不应归功于西哈努克，而应归功于人民武装部队，归功于党。同时，中央还讨论了对越南的关系、对从河内归来者的态度，以及近期和长远的政治目标。关于那些河内回归者，采取了排斥、撤职和清除的政策。从1971年底起，那些归来者开始被清洗。1972年，在西南地区，这些人已被清除出去了。
关于革命的近期目标，柬共中央倾向于尽快解放金边，尽可能在越南解放西贡之前就解放金边。后来这个问题使越柬两党矛盾进一步加深。1972年越美在巴黎的停火谈判已进行了4年。为了协调越柬的立场，两党代表定期进行会晤。越党希望柬党响应美国的要求签署停火协议。代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参加巴黎和谈的范雄到柬解放区，“强行要求”柬同美和谈。但柬党认为，柬的革命形势很好，不准备停火。柬埔寨对越南说：“你们想进行谈判，我们不阻止，只有预祝成功。”“越南人民为了自己的主权和利益有行动的自由，我们也一样，也有自由。我们的事情要由我们自己来决定。”柬对越的动机深感怀疑。后来的事实证明，柬党的决定是正确的。越南之所以强行要求柬接受和谈，是因为美国向河内代表黎德寿许了愿：如果越南人能说服柬停火，作为战后重建基金，美国将向越提供30亿美元的无偿援助。当1973年1月27日美越签订巴黎协定后，柬共公开声明继续战斗。
河内对柬共这种步调不协调的行动深感恼火，因而就在提供武器方面进行拖延。据后来波尔布特说，黎笋许诺的5000支枪一支也没给。连中国提供的武器大部分也没收到，都被越南人扣下了。
随着分歧和矛盾的加深，柬共的反越情绪愈来愈强烈。胡荣在谈到柬越关系时说：“1970～1971年，越共和北越人抢掠农村百姓的财产，剥削和掠夺红色高棉。在红色高棉弱小，缺少武器，没有正规军时，他们压制真正的红色高棉干部。”红色高棉称越南为共产党国家中排行第七位的朋友。至于他们自己，则排在第三位，仅次于中国和阿尔巴尼亚。
后来到了1973年，在越军几乎全部撤走以后，来共的干部开始称越南人为他们的头号敌人。有的地区的领导人还公开号召：“只要有可能，就秘密地消灭第七号朋友。”
1975年，当柬埔寨的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候，越南人特别紧张，十分担心柬埔寨会先于越南取得全国胜利。这年初，柬共军队准备发动解放金边的攻势。这时特别需要武器，但越南有意拖延把外援的武器运交柬共。越南人对柬共说：“没有越南的帮助，柬党不可能取得胜利。”他们宣称，等越南军队解放了西贡，再把坦克调过头来，24小时内就可以解放金边。越南人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如果那样，河内就有资格在未来的柬埔寨指手画脚了。
柬共似乎早就看穿了这一点，他们决不能让越南“帮助”他们解放金边。因此，柬共不顾一切，一定要在越南解放西贡之前拿下金边。结果如愿以偿。柬共在4月17日占领了金边，”比越南解放西贡早了13天。
随着两国革命的胜利，两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此也给两国人民，特别是柬埔寨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
朗诺对西哈努克作了缺席审判之后，便把主要注意力转向了军事方面。他依仗美国的军事援助和美国空军的掩护，于1970年9月发动了一个代号为“真腊一号”的军事进攻行动。其主要战略目标，是消灭从金边到磅同的六号公路沿线的柬共和越共军队，特别是要消除对磅同的军事威胁。朗诺亲自指挥这次行动。他们沿六号公路北上，只遇到了越军的抵抗。在美机轰炸的配合下，朗诺的军队较容易地到达了磅同。
这次行动的成功使朗诺得意忘形。于是，他又于第二年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称作“真腊二号”。这次行动的主要目标，是消灭柬共的武装部队，重新控制被柬共武装截断的六号公路和六、七、二十一号公路之间的最富庶的三角地带。这里柬共的力量相当强。柬共决定同朗诺军队在这里进行一场决定性战役。他们投入了相当大的兵力，分三个阶段战胜敌人。金边政府也投入了巨大兵力，共2万余人，都是朗诺的“精锐主力部队”。到这年底战役结束时，朗诺丧失了1万2千人。
这次战役是柬埔寨战场形势的转折点。从此朗诺的军队一蹶不振，而柬共武装力量和解放区却迅速扩大。到1971年底，柬埔寨80％的地区已获得解放。柬共武装已控制了金边周围的乡村和高地。朗诺政权之所以还能苟延残喘三年多，一是靠美国的空运援助，二是因为柬共武装还缺乏足够的武器来攻打金边。因为越南拖延对柬的援助，不愿他们在越南之前取得全国胜利。
对于金边的失败，朗诺指责美国的援助还不够。而实际上，根本原因在于朗诺政权的腐败无能、丧失民心和众叛亲离。朗诺集团的贪污令人吃惊。曾经是朗诺亲信的沈法，称朗诺时期的贪污“比西哈努克时代严重100倍。”朗诺和施里玛达及一小撮人控制着美援的主要渠道。从五角大楼来的成百万美元流入了这些人在国外的银行帐户上。军队的贪污最严重的是吃空额。朗诺号称有20万军队，实际真正能动员起来的只有10万，真正有战斗力的也只有3万人。军队花名册上包括了大量十来岁的儿童，甚至根本不存在的假人名。军官则把空额军饷装入自己的腰包。有许多军官为了发财，竟把武器弹药卖给柬共游击队。
朗诺集团的腐败，使大批青年感到绝望。他们纷纷逃离金边，加入柬共武装。朗诺集团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也纷纷抛弃金边政权。例如，1971年1月对金边波成东机场两次成功的袭击，就是按照朗诺军队中的一名工程兵军官拟定的袭击计划进行的。后来他投奔了解放区。这次打击摧毁了朗诺95％的空军。朗诺连气带恨得了中风，半身瘫痪了好几个月。
随着朗诺政权颓势的到来，权力核心开始分崩离析。1970年10月9日，宣布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但实际上政府机构没大变化。到1972年3月，朗诺宣布自己为共和国总统，挤掉了1970年政变时取代西哈努克的“国家元首”郑兴。朗诺同施里玛达的矛盾日益尖锐。施里玛达一直是政变集团的第二号人物，在朗诺中风治疗期间曾代理过总理、国防部长、武装部队总司令等职。他时时在觊觎最高领导权。朗诺的弟弟朗农一直是军队的实权人物，他时时监视着施里玛达，维护着他哥哥的权力。朗诺宣布就任总统后，就策动学生举行游行，将刚刚就任总理两天的施里玛达赶下台。
实际上，在“真腊二号”行动失败之后，美国对朗诺就已失去信心，有意换马。中央情报局想以朗诺的弟弟朗农采取代朗诺，但遭到国务院的反对，因为朗农与从老挝私运麻醉毒品供给在越南的美国士兵吸用的案件有牵连。美国国会派了一个调查组去调查给美国士兵供应毒品的渠道和来源，无意中发现了朗农的这一劣迹。他们也曾考虑到在泰国的山玉成。但这遭到了法国人的反对，因为法国在二战后曾将这名卖国贼判处了死刑，只是在西哈努克的干预下，才免于一死。但山玉成又施展了讹诈手段。他威胁说，除非让他得到最高的职位，否则就要把他手下1万名中央情报局训练出来的高棉突击队员撤走，而朗诺则主要是靠这批突击队员来守卫金边的。相互争斗的结果是，山玉成取代施里玛达担任了总理。但是，权力的较量远没有结束。几个月后，朗诺搞了一次总统全国大选，原为朗诺集团成员的英丹、邱安，作为反对派参加了竞选。朗诺以暗杀英丹的助选人、销毁他的选票等作弊手段赢得了总统大选。后来又通过一次议会选举，把山玉成搞掉了。山玉成这个几上几下的傀儡兼卖国贼，最终又被迫离开了柬埔寨，由韩通哈接替了他。
1973年3月，就在政变三周年之际，一名朗诺空军的反叛分子（据说是西哈努克一位女儿的朋友）偷驾了一架图—28飞机，往朗诺住宅的大院里投了两颗炸弹。但炸弹落到了隔壁的兵营里，炸死了43名军人和随军家属，而朗诺却安然无恙。随后，这位飞行员驾机飞往了解放区。
这之后，朗诺宣布实行戒严，封闭了金边的所有报馆，延长宵禁，逮捕了一切可疑人员，对施里玛达也严加监视。
1972年，作为第三势力从法国回国的宋双，这时也试图在朗诺和西哈努克之间进行调解，但未有结果。于是，他于1974年1月建议朗诺出国“接受医疗”，以便促成金边同抵抗力量谈判。但朗诺拒绝出国。
到了下半年，金边不断遭到炮击，粮食和其他供应只能靠空运和湄公河水运。在磅赛拉，朗诺的驻军被围困了九个月，已经开始出现吃人肉的现象。这时，在美国的压力下，朗诺决定无条件同抵抗力量谈判。但西哈努克予以拒绝，并要求金边政权无条件投降。
1974年6月，在沙洛特绍的主持下，召开了柬共中央会议。会议一致决定，制定发动攻占金边、解放全国的第三战役总攻势的方案。
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采取了一项大胆的行动——大规模疏散城市人口。这一决策的真实动机，按决策者们后来的解释，说法不一。一种解释是，已经崩溃的城市经济无法承担几百万城市人口的生计，他们只有到农村寻找生路。第二种解释是，越南人很容易潜入城市，往往利用人口集中的城市从事颠覆活动。第三种解释是，要把所有的柬埔寨人变成没有任何阶级差别的自食其力的新人。第四种解释是，城市是滋生反动、黑暗势力的温床。
第一种解释表面看来是最接近于情理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一理由不可能解释，为什么不分老弱病残、男女长幼一律举家、举城迁移；为什么不存在食品供应问题的小城镇也采取了这一措施。
从政策制定者们的言论和后来的许多迹象表明，这一决策的真实动机，更多地偏重于后两种解释。红色高棉的革命是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这一点非常明确。而在柬埔寨，剥削关系和阶级差别表现最突出的是城市，有的柬共干部说：“留着（城里人）不是好事，失掉他们也不是损失。”在他们看来，许多城市人口即使不是革命的敌人，也是对革命持对抗态度的。消除这些敌人，把他们变成新人，唯一的好途径就是到农村进行改造。后来这些人被称为“4·17人民”（即4月17日革命胜利后被疏散到农村的人口），或称“4·17新人”。
在农村成长起来的革命力量，纪律严明，生活节制，鄙视奢华和享受，对城市中的华丽服饰、怪异的发型、灯红酒绿的娱乐都嗤之以鼻。他们把金边称为“湄公河上的娼妓”。要改造柬埔寨社会，要革除这些旧社会的痼疾，取消城市倒是非常便当之举。
疏散城市人口的决策，是在1975年4月17日金边解放前三个月制定的，似乎没有在党内的高层领导中进行认真讨论。据英萨利后来说，他对这一政策的制定一无所知（当时他驻在北京）。这一政策制定以后又高度保密，所以到这一政策公开实施时，许多党的干部都感到吃惊。
这一政策从4月17日红色高棉军队进入金边之后就开始实施了。仅在一个星期中，金边和主要省会的城市人口就基本撤空了。在以后的两个月当中，有200—300万城市人口撤到了农村。
在红色高棉政权存在的三年中，这种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曾出现过三次高潮。第一次是1975年，主要是疏散城市人口。第二次是1976年，主要是南部的人口迁往较富庶的西北部。第三次是1978年，主要是将受越南影响较深的东南部人口迁往西北部，以防越南的渗透。
由于如此大规模的人口疏散和迁移，又由于农村地区没有准备足够的生活和生产设施及条件，结果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成千上万的难民逃往国外，数以万计的人因不适应体力劳动和艰苦环境以及各种疾病而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