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新建设》第2期发表了周谷城写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一石击起千层浪，骤然间引起了学术界的轩然大波 。周谷城收获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铺天盖地的质难和批判。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很孤立，成了众矢之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周谷城文章的主题是肯定形式逻辑的作用，而长期以来，从上世纪30年代直到新中国建国后的1950年，苏联一直把形式逻辑当做形而上学来批判。1940年苏联出版的《简明哲学辞典》里这样说：“形式逻辑的规律和辩证逻辑的规律是对立的”，“形式逻辑无内容、贫乏、抽象，因为它所定的规律与范畴都不符合于客观的实际”。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从苏联那里学来马克思主义的，所以苏联这种对形式逻辑的看法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革命阵营里的学者们。
所谓形式逻辑，主要指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等法则和由大前提，小前提，结论构成的三段论推理法则。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都是要求一个确定定义了的概念在整个推理过程中始终保持不变，不能自我否定，也不能随意扩大或缩小其内涵；对于某一事物的判断，是或非，二者必居其一。三段论推理用一个实例来说明：大前提：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小前提：美帝国主义是反动派；结论：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说穿了，这些就是生活中人们要求讲话，写文章前后一致所常说的“符合逻辑”，否则就是“不能自圆其说”、“自相矛盾”。可以说，这是正常人正常思维的常识。
从字面上看，形式逻辑与“失败是成功之母”，“坏事可能转化为好事”，“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等人们熟知的辩证法的命题是互不相容的，这就是当时那些批判形式逻辑的人所持的依据。然而，这些命题本来就不是推理出来的，而是人们从实践体验中总结出来的，与形式逻辑的推理法则自然没有关系，。
周谷城文章的主要观点正是这样：形式逻辑是研究推论形式的科学，是据已获得的认识进行推论，避免和纠正认识前后的矛盾。认识的真不真，是各科的事；推论的错不错是形式逻辑的事。形式逻辑不是宇宙观，与形而上学不同；而辩证法是宇宙观，指导我们从实践中获得认识。据此，他严正声明：“我们反对形而上学，连形而上学所用过的形式逻辑一并反对，不可。我们尊重形式逻辑，把形式逻辑搬到与辩证法同一系列，更不可。”
当学术讨论扯到了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问题，马上就有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于是，形式逻辑的“阶级性”被作为一个问题提了出来，甚至于“唯心主义”，“修正主义”之类的帽子也飞了出来。
就在此事前不久，发生了毛泽东支持两个年轻人向旧社会过来的大学者、“红楼梦研究权威”进行批判的事情。毛泽东是不是同样支持人们对也是旧社会过来的大学者周谷成（复旦大学教授，解放前即已是著名历史学家）的批判呢？
没有。毛泽东仔细看了论战双方的文章，觉得周谷城说的有理，真理更多些是在周谷成一边。1957年他接见周谷成时认真听取了周的观点。当周谷成说：“形式逻辑这个东西是敌我共同的武器，我方可用，敌方也可用。它是没有阶级性的。”毛泽东问：“何以见得？”周谷城举例解释：“资产阶级说，凡生产资料应该私有，大工厂是生产资料，所以大工厂应该私有；无产阶级说，凡生产资料公有，大工厂是生产资料，所以大工厂应该公有。”毛泽东听后点头：“噢！言之成理，也有力。”毛泽东又说：“formal logic本来就是formal的，它是一门独立的学问。”这就是说，形式逻辑只是保证推理形式的合理性，而不涉及内容或者前提的正确与否，所以，资产阶级可以用，无产阶级也可以用，无所谓阶级性。
毛泽东秉持他一贯倡导的“坚持真理，纠正错误”的态度，“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你说得对”，就听你的，“谁有真理就服从谁”。并不会因为提出者被人扣上资产阶级学者的帽子就否定他，也不会因为提出者处于少数、被多数人反对就忽视他。
事实上，早在解放初期，我国逻辑界把苏联的《逻辑》翻译过来将其作为大学教材，毛泽东读后就不同意该书关于形式逻辑的一些看法。在周谷成的文章掀起学术界大论战后，毛泽东在党内分管文教和学术的高层领导干部中说：“《新建设》上周谷城写了一篇逻辑问题的文章，我看也不错。”“周谷城的观点比较对。” 但是，为了尊重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毛泽东没有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逻辑大讨论，历时多年，波及整个逻辑界和哲学界，成为中国学术界、理论界 “百家争鸣”的盛事，对于人们加深对逻辑、辩证法等问题的认识和理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可是，中国的学术界有个难改的毛病，就是往往会陷入从概念到概念的抽象讨论而脱离实际。仅仅为了讨论列宁一篇著作中说的一句话：“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就出了许多篇长篇大论，或说这三者“是同一个东西的三个方面”，或说这三者“是指三者的统一，而不是三者完全等同”，或说这三者“合一(或熔化)后产生的一个新的东西，即辩证法的科学体系。”等等，结果越讨论越搞不清楚，变成一场概念游戏。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开始公开自己的观点了。1961年1月，他在一次讲话中明确地说：“逻辑学是管写文章前后不矛盾，至于大前提正确与否，那是多种学科的问题。天文、地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等。逻辑哪能管得那样多。”针对有人把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他们称之为辩证逻辑）之间说成是如同初等数学与高等数学那样的低级阶段与高级阶段的关系，毛泽东在1965年12月更加明确地说：“说形式逻辑好比低级数学，辩证逻辑好比高等数学，我看不对。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它是一门专门科学，同辩证论不是什么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数学有算术、几何、微分积分，它包括许多部分。形式逻辑却是一门专门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资本论》也要用。形式逻辑对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那得由各门科学来管。”
在毛泽东看来，讨论逻辑学，不应该停留在书斋里，而应该与实际相结合，为实际工作服务。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号召：“干部要学点文法和逻辑”。他强调写文章要做到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并说：“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这些都是逻辑问题。”他批评了与之相反的不良风气和危害，指出：“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章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 他要求“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