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以来的「南岳衡山」一直是安徽潜山市[1]的天柱山，我们今天湖南衡阳的南岳衡山的概念大概隋代才出现。
其次，成型的「五岳」概念大概在汉武帝时才出现，唐尧也没有所谓的四大臣子「四岳」。
「第〇章」说明先秦以来的衡山、也就是汉到隋的南岳衡山，应当是安徽潜山的天柱山；「第一章」是关于四岳的原型，即上古岳神的一些讨论；「第二章」是从四岳到现代五岳的演化过程；最后「第三章」是总结。
汉元封五年，著名旅游狂魔汉武帝跑到南方转了一大圈，其中一个重要的景点就是「南岳」天柱山。这件事并见于《史记·封禅书》与《汉书·武帝纪》：
汉武帝时期「五岳皆在天子之邦」，但此时衡阳的衡山还是长沙国的属地，只有天柱山在庐江郡，直属天子管辖。
所以在汉武帝的认知里，「南岳」当然就是县潜山的天柱山。
《史记索隐》在此处引东汉人应邵的注解说：「潜县属庐江。南岳，霍山也。」他显然认同南岳即是天柱山，不仅如此，他还宣称天柱山有个名字叫「霍山」。这个「霍山」在《尔雅·释山》也有记载：
看来写《尔雅》这句话的[2]也知道所谓「南岳」就是霍山，晋人郭璞注解「霍山」说：「即天柱山」。《说苑》、《论衡》、《白虎通》也都作如是说，看来从西汉到东晋，他们这些人的意见都是一致的：
「南岳」就是安徽潜山的天柱山，也叫做「霍山」。
不过《史记·封禅书》对「五岳」的记载却有些不同：
《史记》里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和上文《尔雅》写的一样，和我们现在的认识大概也相同，唯有「南岳」是「衡山」，而非「霍山」。
由于后来衡阳衡山的观念入脑，古人就总觉得这里有问题。又结合前面《封禅书》的「号为南岳」这句的歧义，遂脑补出了一个「汉武帝挪移南岳说」[3]。
这个理论说，南岳本来指的是衡阳的衡山，但汉武帝可能嫌衡山不好走，就把潜山的天柱山重新认定为南岳，所以《史记》说「号为南岳」。从此祭祀南岳就去天柱山，而不去衡山了。
但其实天柱山也叫衡山。
首先应劭的《风俗通义》就说：
当然，本着严谨的态度，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应劭把「南岳衡山」和「南岳霍山」揉合出来的一个解释，不足取信。不过有更实锤的证据，杨守敬论证过。《战国策》里说：
说三苗的居住地，东边是彭蠡，西边是洞庭，南边是文山，北边是衡山。
先说东西向：彭蠡泽在九江北，洞庭在江汉平原一带，是云梦泽所在，先秦时候都是一片巨浸，是三苗东西的屏障。所以三苗必然居住在长江一线，这里曾经也是湖泽交错。
再看南北向：南边是文山，大概就是齐桓公伐楚的时候逾方城而望的汶山，现在已不知具体地点，韦昭只说是「楚山」。而北边是衡山，衡阳的衡山在长江南边，还离这500公里左右，根本不挨着。但如果理解为潜山的衡山，地理就非常正确。见下图：
其次，秦分天下36或48郡，其中衡山郡不包括衡阳的衡山，境内只有天柱山，衡阳的衡山远在苍梧郡。如果衡山自来就指衡阳的衡山，这岂不是太怪了？所以这么看，衡山指天柱山也更合理。
我再补充一个证据。《尚书·禹贡》说荆州的界限是「荆山」和「衡阳」，《禹贡》九州其实有一个规律，即外围的州除了到东海的，都不划边界。比如北边的冀州、雍州不划北界，南边的扬州、梁州不划南界，雍州、梁州也不划西界。
不划边界的直接原因当然是《禹贡》的作者没去过那么远，不知道外边的世界是什么样。所以九州内部的界线划得清清楚楚，外部的边界只划了东边的海。
荆山在南漳县西，襄阳西南。衡阳如果指衡阳市，那么荆州不仅划了南界，还划得很小，和《禹贡》结尾的「东渐于海，西止于流沙，朔南暨」的广袤设想完全不符。但如果把衡阳理解为天柱山，则荆州不仅没了南界，甚至顺便和东边的扬州划了东界。这是一件令人舒服的事。
《禹贡》后文治理长江的路线是岷山、衡山、九江，显然这个衡山，也定为长江北岸的天柱山更为合理。
另外，《左传·襄公三年》载楚子重伐吴，攻克了鸠兹，到达衡山。鸠兹在今芜湖市，离潜山的天柱山也非常近。 @君山 说天柱山很适合驻军。
所以天柱山其实先秦就叫衡山，也叫霍山。
《尔雅》里别有一种山的记载，说江南确实有衡山：
《礼记·王官》也有说江南的衡山：
但细究这一段记载其实有点诡异。我先解释几个概念，所谓「南河」、「东河」、「西河」都是站在山西的角度而言对黄河的称呼：
先秦黄河流向与现在不同，《禹贡》记载黄河下游是沿太行山东麓由南向北流，又折向东，由天津附近入海，大概是当时的一条主流。因为主体由南向北，分隔山西的东边，所以叫「东河」。见下图：
文章说恒山到南河、东河到西河、南河到江都是千里而近，今实测距离大概在400-500km左右，都没问题。又说东河到东海、西河到流沙是千里而遥，东河到最东的威海大概700km，流沙是传说中西方地点，属于口胡的概念，这俩也都挺远，也没问题。但说江到衡山也是千里而遥，这就有点奇怪了，江到衡阳的衡山300km左右，可比前面几个距离近多了，即使测到南岭也才500km。
又看后文，似乎将恒山、流沙、衡山、东海当作北、西、南、东四个边界。先秦人主要活动范围在黄河流域，对长江流域的地理难免胡扯，这个从《禹贡》就看得出来。所以衡山或许是如流沙一样，是一个假想的南方界山。
而这座假想的山首先被人们用来给天柱山命名——因为这是当时中原的人们能见到的最南、也最大的山了。
而「衡山」之所以叫「衡山」，可能也没什么特殊的，河南南召县也有衡山。「衡」的名字可能就来自「山岗」的「岗」，与「高亢」的「亢」同源，与泰语的「krang」对应，「太行山」的「行」可能也是出自此。
「四岳」在文献中是姜姓民族的祖先神，也叫做「太岳」。
春秋齐、吕（甫）、申、许这几个姜姓诸侯国，甚至居住在山、陕、豫交界一带的姜戎，都是这位「四岳」的后代。
这在《诗经》《左传》和《国语》中能清晰的看出来：
所以「四岳」的「四」绝不是数字的「4」，而是一个专名。
对「岳」的崇拜在商朝也很流行，甲骨文中对「岳」的祭祀多见。但「岳」似乎并不是单纯的山神，从甲骨辞例来看，商人把「岳」当作他们的祖先神拜[4]，与单纯的祭山完全不同，同祭的往往还有商人的高祖猱。与之类似的有「河」，也是商人的祖先神，而非自然神。
周人其实也有「岳」和「河」的崇拜，《周颂》说：
「姜」即羌人的姓，所以之前学者多将「四岳」归于西方羌人的祖先神。但商人是东方来的民族，东西两边都拜「岳」，暂时不好说到底是谁影响了谁，我猜是由东向西传播。
「四岳」在左传里也是山的名字。
这里的「九州」不是后来泛指天下的九州，而是今山西、陕西、河南交界，秦岭以东、嵩山以西的一片山地，春秋时的「九州之戎」就住在这。所以「四岳」、「三涂」这些山都应该是这篇区域内部及外延的山，即所谓「九州之险」。
「三涂」在今陆浑，「阳城」在登封，「荆山」在灵宝，「太室」即嵩山太室山，「中南」即秦岭终南山，所以「四岳」也应该在这一片。如下图：
「四岳」的「四」和「伊水」的「伊」古音同属「*Li」，商朝的大臣伊尹也写作泗尹。我猜想四岳就是伊水流域上的一座山，「四岳」即「伊岳」，不知和伊尹有没有关系。
伊水即上图中「三涂」那流出的一条河，东北流在洛阳和洛水汇合后入黄河。伊水流域有北面的熊耳山、南面的伏牛山、外方山，以及下游流经的嵩山。北面已有三涂山，太室即嵩山高峰，所以四岳可能就在外方山、伏牛山一带，其南面就是南阳盆地。
这和《诗经》的记载正好是契合的。《诗经》云：「维岳降神，生甫及申」，说「申国和甫国都是岳降神所生」，而申国和甫国的封地就在南阳盆地，即「四岳」的南边。
那么岳崇拜可能是从山神崇拜发展到的祖先崇拜。
文献里姜姓不仅是四岳的后人，还是伯夷的后人。
《国语》：
伯夷和四岳到底有什么联系古人是讲不清楚的。文献记载中至少有两个伯夷：
先说第一个，《尚书·吕刑》里说起上古的神话：上帝命令禹、后稷和伯夷三位大神下到人间惩治苗民，大禹是治理水土的，后稷是管农业生产的，伯夷是管刑法的：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是命令重黎「绝地天通」，把天地的通道也隔绝了：
而在《国语》的记载里，四岳也是辅佐大禹治水的，是类似的传说：
四岳和伯夷同为姜姓的祖神，且都是大禹的辅佐。我怀疑「四岳」和「伯夷」是同一个神的名字在两种语言中的不同叫法。
「四岳」的「四」是其名，「岳」即「山岳」，「岳（*NGok）」和原始北部巴拿语和黎语的「山」可能可以对应[5]。
再看「伯夷」，「夷」和「四」上古音同属「*Li」，而「伯（*Pak）」可能是侗台语「石山」的对音。
《左传·哀元年》：「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杜预说「夫椒」即是「椒山」。郑张尚芳指出此处的「夫（*Pa）」对应侗台语「石山」，《左传》它如「夫于」、「夫钟」的「夫」也同此。现在广西的岜关岭的「岜」也是这个词的遗存，且依照壮语习惯冠于山名之前。
至于「伯夷」用「伯（*Pak）」对音而不用「夫（*Pa）」，多了一个「-k」韵尾，大概是刻意采用「伯」字，使翻译得更像人名。所以「伯夷」其实是「四岳」的音译名。
而被派去「绝地天通」的「重黎」，我以为也是山神的名字。
古书常称「山」为「冢」，比如《山海经》：「华山，冢也」「夫夫之山、即公之山、尧山、阳帝之山，皆冢也」，《史记》称华山以西「鸿山、吴山、岐山、岳山」为「四大冢」，《尚书·禹贡》称汉江的源头为「嶓冢」，还有《诗经》的「山冢卒崩」。这些义为山的「冢（*Tong）」大概能和缅语的「山（tong）」对应。
「冢」和「重」古音同属「*Tong」，「黎」的古音为「*Ri」，和藏语的山（ri）对应。今之藏缅即古羌人的流裔，所以「重黎」恐怕都是西方羌族的山神。
至于伯夷为何主管刑狱，则可能是「岳（*NGok）」和「狱（*NGok）」的谐音梗，「岳神」遂变成了「狱神」[6]。
而皋陶则因同为主管刑狱的上古人物，所以在一些传说里和伯夷出现了混淆，比如《墨子》：
伯夷还有一个故事，也就是上文所说的第二个伯夷，亦即《史记·伯夷列传》和中国历史上一直歌颂的伯夷。
故事是这样的：这个伯夷还有一个弟弟叫叔齐，他俩原都是孤竹国的王子。因为互相谦让继承权，所以一起跑了出来，就一路从秦皇岛翻过山和大海，跑到了陕西投奔周文王。后来周武王伐纣，伯夷叔齐认为以臣伐君是不对的，又劝阻周武王不成，于是在周灭商之后，他俩不认可周的天下，不愿意吃周朝的米，在首阳山上饿死了。
单说故事情节，这显然是战国时候编出来的。因为原来相对自由的君臣关系，在战国被集权思想转化成了忠君，这才有「以臣弑君」绝对错误的观念，所以孟子才要和人吵架说「杀暴君不算杀」。同时封建制开始向郡县制转变，原来的国野间巨大的隙地被层层地方行政制度取代，出现了普遍的疆域概念，这才有「不食周粟」的理论依据。
但问题是为什么主角是伯夷？
这里其实有两个故事，一个是谦让继承权，一个是饿死首阳山。
关于谦让继承权跑掉，这可能是四岳传说里以「让位」为主题的一个经典故事。《尚书·尧典》里尧曾想让位给四岳，四岳拒绝并推荐了舜。《庄子》里尧想让位给许由，许由听到后跑掉了，许国也是四岳的后代。伯夷、叔齐互相让位恐怕也是这个故事的一个改编版本。
至于饿死的事，杨宽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看法，伯夷正是因为是山神，所以在山上被饿死，就像河伯在传说里是被淹死的，这是民俗学里有意思的东西。
那么「叔齐」是哪来的呢？我认为叔齐就是编出来和伯夷配对的。
伯夷名字里有「伯」，人们就自然会觉得他是老大，既然有老大就有老二，没有老二也要给他编一个弟弟。而「叔齐」这个名字的意思其实就是「老二」。
「叔」不必说，是排行，至于「齐（*TSi）」，其实就是「次（*TSi）」。
先秦时很多人名字叫「婴齐」，比如鲁国的仲婴齐、子重婴齐、赵婴齐、齐威王婴齐，大抵都是次子，所以「叔齐」就是为了和「伯夷」配对而出现的一个名字。
比如一个人叫「大」，大家就总觉得他有个弟弟叫「二」；一个人叫「飞黄」，大家就总觉得他有个弟弟叫「腾达」。
一样一样的。
最后说「五岳」以及「五岳配五方」的思想是什么时候出现的[7]。
战国中期的文献《尧典》就出现了两种「四岳」。
战国的时候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随着大家知识越来越丰富，当时那些知识分子们就愈发不信那些神话传说，就集体开始在神话里找合理性：把部族祭拜的神降级为部族的古帝王，把神的子孙整理成古代帝王的世系，把神的故事编排成上古帝王的历史。
而「四岳」这位大神自然也逃不过这种改编的大潮流。《尧典》里同时出现了两种意义的四岳，说明编《尧典》的时候四岳的故事还没定型，大家还没统一说法。
第一个作为大臣的四岳，还带着神话里的影子。毕竟他还是一个人，不是四个人，而且经的事也和治水有关。不过举荐了鲧，最终失败了，好像和四岳佐禹治水成功有矛盾。其实也不意外，因为在《国语》里，四岳的太爷爷共工就是一个治水失败的，而鲧正是共工的后继者。所以这些事其实都是上古神话在被整理成古史过程中的一种糅合。
第二个四岳就纯粹是四座山了，还分列了在东南西北。请注意，这个时候还是四岳，没有五岳，而且四岳里除了泰山时知道的，其他三座是哪也没有确定。
「四岳」的名字里带个「四」，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被人当数字「4」去附会。就像秦始皇登泰山被雨淋了，躲到一个松树下面避雨，然后封这棵松树为「五大夫松」，所谓「五大夫」乃是第五等大夫爵的意思，但泰山顶上秦始皇避雨处的景点就出现五颗松树了，因为后人不理解「五大夫」，只听过「大夫」，就以为「五大夫松」是「五棵大夫松」。
所以「四岳」必然会被人附会成四座山，而四岳和四方相配其实也是有背景的。商朝就有对四方风、四方神的崇拜，而《尧典》一上来就命羲和到四方去授时，其实就是四方风四方神的神话的人格化整理[8]。
在这种配四方的思想下，「四岳」就顺其自然地变成了四方的山，只不过此时的四岳具体是指哪些山，大家大概还没编出来。
《山海经》说：「伯夷父生西岳」，却和主流相反，恰恰是「四岳」延伸出「4岳」神话版叙述。而「伯夷」因为名字像人名，则在上古史中分化成为舜的大臣，和「四岳」从此分道扬镳。
为什么说没有编出来呢，因为此时人们的对山的观念里完全看不出这种概念。
《禹贡》是战国中期的作品，其中「岳」只提到了太岳，没有四岳，更没有五岳。结尾说治理了「九山」，也不知道这个「九」是真的九座山还是说很多山。
《吕氏春秋》说「九山」是：会稽、泰山、王屋、首山、太华、岐山、太行、羊肠、孟门。这里的会稽应该是泰山旁边的会稽山，和浙江绍兴的会稽无干，那么这九座山完全都在黄河流域，而且7/9集中在山陕一带，分布极度不均匀。
但这种选法其实很自然，如果我们脑子里没有五岳五方的概念，在「大即正义」的标准下，让我们评选中国的九大名山，那西方北方的山肯定占绝大多数——毕竟中国整体地势「西高东低」。要不是古代中国人没见过珠穆朗玛峰，不然泰山什么的可能也排不上号。
而头号旅游狂魔秦始皇亲自认定的名山：「自殽以東，名山五；自華以西，名山七」，这12座山只有一个湘山在南边，其他基本全在西北，和《吕氏春秋》的标准大概差不多，这时候应该也是没有五岳五方的概念，不然秦始皇不得都去转一圈再刻几块石头纪念一下？
即便到汉武帝的时候，申公说：「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所提及的中国五名山也全在黄河一线，评选标准是黄帝经常去的地方，说明申公大概是没有什么五岳配五方的思想的。
战国到汉武帝前期的这一段，五岳的思想明显还不流行，大家普遍是「天下名山」的观念。这说明随着战国以来的兼并战争，大家的「天下观」已经很成熟了。
大家的评选标准基本都是「大即正义」，完全没有要名山均匀分布在中国的理念，所以选出来的山也集中在西北。
但五方五岳的概念不可能突然出现，《周礼》里有一种九州配九山的均匀分配法：
给九州的每一个州都分配了一座山，称为「山镇」。
这种思想很有意思，从「名山集中于西北」进化到了「名山均匀分配九州」，完成了「先富带动后富」，直接走向共产。
这种九山镇的均匀分配法在《逸周书》里也有，但大抵都不太流行。《周官》是汉代挖出来的，《逸周书》是汉代集的，都没有进汉初的主流教材。
但这种均匀分配的思想可以看作是五岳配五方的思想前奏。
《礼记·王制》说：「五岳视三公」，「五岳」的概念大概在战国就有，但具体是哪五岳还不确定。
北岳恒山、东岳泰山、南岳天柱山大抵没什么争议，这些常在文献中提及，确实是当时人认知里北、东、南的三座大山，很容易被认可。
中岳嵩山可能是因为地处洛阳，处在周王的附近，又是周朝点名的天下之中。周武王当年灭了商就爬到嵩山上转了一圈，祭祀历史悠久，可能商代就是名山了，选成中岳也可以理解。
最德不配位的就是西岳华山，华山一来不够西，离嵩山其实很近；二来在西方的一堆大山里也排不上号。
其实最有可能上位西岳的应该是陕西的吴山，在宝鸡的西北边。
吴山也被称作吴岳，也叫岳山，可能就是西羌对岳神崇拜的根源。九山镇里雍州的山镇正是吴山，《尚书·禹贡》叙述大禹治山也是从吴山开始的。吴山也叫岍山，我怀疑在古人的认知里，岍山其实就是周朝兴起的岐山的一部分，岐山在岍山的东边，中间隔一个峡谷是汧水所出，「岍（*Ken）」比「岐（*Ke）」也就多一个韵尾。
西岳最终定成华山，大概是东方方士们决定的。东方人对西边地理不太了解，又一来「华」和「吴」的古音很近，二来进函谷关后第一座大山就是华山，东方方士真不一定分得太清楚，于是华山就稀里糊涂的成了西岳。
「五岳」是由「四岳」进化而来。配「四」为「五」恐怕是受了战国流行的「五行」思想的影响，什么都要配成「五」才舒服。于是「四岳」加一个「中岳」，配出了「五岳」。
「五行」理论在战国的东方很流行，秦国估计不太懂，所以秦始皇大概是不知道五岳的。秦始皇也只祭拜「四帝」，刘邦入关后就觉得很奇怪，怎么只有四个？一定要把「四帝」补成「五帝」才舒服，说明刘邦是东方人，「五」的思想入脑严重。
汉武帝就更不一样了，他喜欢和东方儒生玩耍，估计更受了东方儒生的蛊惑，于是正式宣布了「五岳」，并开始了五岳环游计划。
所以「五岳」在汉武帝时期才正式定型，司马迁要是活过来，估计可以到知乎上谢邀写一个「哪些以为是自古以来，但其实是最近才发明的传统」的回答。
不过此时，五岳有的还在诸侯国的封疆里，不属于汉武帝直接掌管，多少有点妨碍汉武帝的旅游大业。之后聪明的济北王献上泰山，常山王又因为有罪削了恒山，从此「五岳皆在天子之邦」了。
要注意到，这时候五岳中，南岳衡山还是潜山的天柱山，离我们今天认知里的衡阳衡山还有一段距离。
大概在隋代，南岳的衡山变成了如今衡阳的衡山[9]。
《唐六典》记载：
大概是因为隋文帝觉得天柱山实在太歪，而衡阳的衡山正好和北岳恒山、中岳嵩山都在东经113度左右，是一条南北纵线，这样的五岳配起来恰好摆出一个「十」字。
终于完成了现代「五岳」的演化。
2.四岳最初是姜姓民族的祖神，和伯夷可能是同一神，最初起源可能是伊水流域的山崇拜。
3.四岳由神名变成了四座山，再加以「五行」和「九山镇」的思想，出现了配五方的「五岳」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