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此问题，便想起去年一位意大利教授对我的训话：惟言行合一，知行合一，方可立命。当然我是意译了她的原话。其实她的原话大致是：当你的生活符合你的艺术；你的行为不悖你的理论；悬隔旁人的蜚语、偏见，从心，从理的行艺术之事，行生活之事时，成不成名、伟不伟大都与你无关了。
《传习录》作为我国哲学的一本经典之一，它讲的还是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而“知行合一”的观点在《徐爱书》中有大量论证。王先生认为“格物致知”是假借外物的办法，只有“知行合一”才可穷天下事理。这是因为，他认为天下事层出不穷，用朱熹的办法绝不可穷尽。“心即理也，天下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王先生的言下之意便是惟“知行合一”方可“平天下”。此书开端便在讨论《大学》中的治国方针：“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从而引出与朱熹相左的观点。
朱熹将“亲民”改作“新民”，认为应教百姓弃旧布新，教百姓有“明德”。而王阳明认为，重点不在“新民”，在“明明德”。便引孔子之言：修己以安百姓，论述道：修己已达“明德”，加之亲民，便已教养百姓，即是明“明德”，何来新民之理。同穷天下事理，教天下百姓也不可能，只有修己，亲民而明明德方可使天下百姓亲。简言之，只有百姓亲眼所见，并躬身而行才能治国；只教导他们理论则无效，这有悖“知行合一”的原理，有悖心性。
在这里，王先生所讨论的其实还有方法的高下。在他看来，枚举不如推导。穷天下事理和教天下百姓就是枚举，一个一个地学，一个一个地教；而修己以安百姓是推导，修己至明德，而亲于世人，便使世人效仿，周而复始，世人便可皆具明德。
虽然，王阳明的办法更佳，但是他不得不考虑，人的本性问题。他认为，人性本善如赤子，而因欲念阻隔行了不善的事，使自己无知。所以，“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格物致知”对于王阳明并非完全不可取的。“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则意诚。”他认为，通达明德的方法是诚意，即保持良知。这是根本的方法，而“格物致知”只是去私欲，复晓事理的手段罢了。贤者治天下的办法也非“格物致知”，而是“知行合一”，朱熹则是放大了“格物致知”的价值。
这种哲学观点与柏拉图的“学习即是回忆”、佛教的“众生皆有佛性”异曲同工。也就是说无知、罪恶是人偏离了本心，从而与天理隔断了。所以“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
同样的，王先生还认为在“明明德”的方法上，也应该“知行合一”。在第9－12篇中，主要论述了孔子削减“六经”的原因、其可行性与带来的结果；治国平天下不可效法他者应因时而治的道理；史、论之间的共同点与同一性和圣人的写作方法。也就是说，若过于崇尚“格物致知”，则因纷繁文字而乱视听，孔子的删减迫不得已。过多的论述会使人迷惑从而远离本性。删减则以正视听，这同治国不效他法，因时而治的道理一样。治国应循所知的，而非笃信他法，不笃信就是从心，才能做到“知行合一”。不论是治国、布道还是修身，这些明明德的实践都是同一的，其应采取的方法也是一样的：亲民而非新民。所以“善可为训者，时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因为至善是同一的，而恶则有各种形式，所以削其事就是不采用“格物”的方法。圣人以贤德闻名，识明德、行善事，那么对善的论断则有可信之处，反之大量地撰写恶事，似乎有悖“知行合一”。
以上的论据全全都是在解释“知行合一”的原理。“知”在这里意旨天性、心性，本是至善的东西；“行”则意旨至善之行。所以“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朱熹教人穷天下事理，育天下百姓，其实只是教人得一个一个“知”而做一个一个“行”。王阳明则希望，教人知行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天性使然。也就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的关系。百姓知道该好什么而恶什么，这不必教予他们，应该教的是知所好而行之，知所恶而罢之，行而从知的道理。并且他将这种道理推广开来：三皇时代风调雨顺、贤君当道、世道祥和的原因不是有详备的法度或完善的教育，只是心性质朴，而贤君又从心而治因时而治，不效法他物；圣人著书何以经典的原因不是文笔卓著，只是能以小见大、将史化作论、将论写成史、不拘泥事例而专攻事理。
“知行合一”就是晓知而正行，睹行而明知。悬隔一切私欲，从心而行，从心而知。它的基本意义就是：规律是行为的根本，也就是格物致知的阶段。其后因悬隔私欲，达到诚意的阶段，至此才可明天理，达到通晓的境界。所通晓的其实就是所有事物的共同规律。但是只有通晓不行，必须有诚意。若有人可以通晓一切事理，但不诚意也就达不到“知行合一”的境界，知而不行就是不与民亲，就是私欲未被悬隔。
简单的来说，“知行合一”就是做认为应该要做的，不违背本心的状态，也就像佛洛依德的“超我”状态。但是这种状态的前提则是“格物致知”。因为王阳明所处的时代具有局限性，所谓天下事理也是建立在朴素哲学上的，则超我状态所提供的是非判别是有局限性的。不过，对于事物内部的关系，“知行合一”的原理则是可以适用的。因为，“格物”所获的知若不由心而行就是丧失了其本身的意义，而“行”若不知则无助于对“行”本身的认识。只有“知行合一”，才可以将知化作行，以亲民；将行化作知，以明明德，从而达到至善的境界。
此文为作者对于《徐爱书》的一些感想，方读完一遍，若有偏颇请明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