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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这个问题，要先说说什么是“经”。
在儒学的语境下，“经”在两汉专指六艺之学，即孔子提出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大经典科目。
关于十三经的说法，确定于明朝万历年间。按照明神宗钦定的标准，十三经分别是《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孝经》、《论语》、《尔雅》、《孟子》。
在十三经中主要都是关于儒学六艺的经典著作。其中《周礼》、《仪礼》、《礼记》，是《礼》这门学科下的三大经典。《左传》、《公羊传》、《穀梁传》是春秋学的三大名著。算上《周易》、《尚书》、《诗经》，这九本书就是孔子钦定的那六本书的现代版本（明朝那个时候）。
剩余的四本，《论语》是了解孔子思想的重要著作，自汉以来就是儒学的必读书目。宋明理学是尊崇孟子的，视其为亚圣，故而原来仅仅是儒学重要著作的《孟子》，从子部变成了经学，成功升格，十二经和十三经，差距就在《孟子》这本书。《尔雅》是一本词典，在当时看来也是比较老的那种词典；十三经中的著作成文都在两汉之前，很多语法、语义和明朝时已经不同，研读十三经必须要搭配能够解释这些“古文”的工具书，尔雅便应孕而生，成为“经”的一份子。《孝经》是政变皇帝的遮羞布，自晋朝开始，将汉的忠孝治国变为以“孝治天下”，以图混淆视听。而后又有唐太宗、宋太宗、明成祖这样的政治因素，《孝经》得以一直成为儒学“经典”。
以上加起来就是十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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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六经
儒学祖师孔子为他的学生们编著了《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大经典也变成了学习孔子学说的重要渠道。在这六门功课中，《诗》《书》《礼》《乐》是教导一个人如何成为君子，用现在的话说如何让人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其中《礼》是论述君子之道的核心著作，学习《诗》《书》《乐》是成为君子比不可少的实践。孔子认为《诗》《乐》这样的艺术实践能够陶冶人的情操，经过良好挑选的诗词和乐曲在不经意间就能将君子之道传递给学生。而研读历史《书》能够让人明理。看起来孔子和王阳明很像，都讲究在实践中体悟真知。这些都是学习的门径。
《易》是讲述儒学世界观的著作，在《易》中儒学用“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然后推到到万物这样的一种朴素的知识观、世界观，来解释事件万物。
《春秋》是孔子编写的带有实践性的著作。在孔子编写《春秋》之前，原来便有一部“春秋”，是鲁国一本历史书。孔子通过修改后的《春秋》来表达了他的政治理想和对政治事件的态度。不过他的表现方式有点特别。比如有一句“许世子止弑其君买，冬葬许悼公”，这里的许世子为了给他父亲买治病，特意找来了药，但这个药不对症，反而毒死了父亲；我们现在讲“好心办了坏事”。这就是个儒学的难题，儒学讲善意优先，即考虑做事的出发点好坏重于考虑结果的善恶；但儒学又是讲秩序的，君君臣臣的秩序至于对于弑君那是罪大恶极重罪。这两个观念的冲突应该如何权衡？孔子给出了答案，公子止还是“弑”了他的父亲，这个罪名他逃不掉，但和其他弑君案例不同的是，“冬葬许悼公”，在孔子的《礼》中，君王被“弑”之后，如果凶手没有得到严惩之前，君王只不能“葬”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案例中，孔子认为让儿子背负着杀父的罪名，这个惩罚对于公子止来说已经足够了，这件事就这么结束吧。再比如同样是弑君的“晋赵盾弑其君”，赵盾并没有弑君，弑君者另有其人（是他的弟弟），但赵盾有制止犯罪的能力确没有制止，孔子认为是赵盾弑了君，如此这般。
儒学讲的是中庸之道，不走极端，但在实践中如何来做到中庸呢？如何把握这个度呢？这点没有标准，那么孔子版的《春秋》通过相对“春秋”的不同记载，来表明他的政治理念，来给大家展现这个度。在孔学中，《春秋》相当于是一部习题集。儒门学子通过对《春秋》中案例的解读，通过对“微言大义”的研习，来了解孔子中庸的“度”，进而在实践中得以实行，也就是“春秋决狱”。
可以看出，孔子学术的核心都在《礼》《易》《春秋》三个科目之中，《礼》《易》是理论集大成者，《春秋》是实践案例。在孔子那个时期，面授是教学的主要形式，孔子的学问通过他的弟子们不断的传了下去，逐渐出现了不同的流派，体现在这三个核心科目中，就是《礼》变成了《仪礼》《礼记》《周礼》三本著作和他们身后的三个学派；《春秋》变成《公羊》《穀梁》《左传》三个学派；《易》的学派就更多了，我们下面会详细讲。
《论语》这本书是孔子和弟子们言行的记录，行文通俗易懂，可以看做是儒学的入门学习笔记；他在不同方面回答了儒学学子可能提出的问题，“学而”放在第一，很有道理。《论语》和《诗经》在很长一段时间被用作启蒙读物。
两汉经学
先秦时期，儒学虽也显赫，但仍与道、墨、法并称于世，直到秦皇焚书坑儒改变了这一切。后世皆称秦皇焚书坑儒是对儒学的一大破坏，其实不然，从结果看儒学崛起有赖于这次焚书。法家推行焚书坑儒的主要政治目的是思想界的一统，而后法家也确实在短期内做到了这一点。
焚书坑儒，坑儒坑的是从原来齐国稷下学宫俘虏过来的齐鲁学派，这是儒学分支不假，但人数并不多，影响并不大。影响较大的是焚书，焚书是为了禁私学，而后“以吏为师”，这一举动彻底改变了中国两千年的文化。焚书消灭了”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的情形再也不显；禁止私学，这样只有那些吃政府公粮的大学派能够生存，诸家独存儒、道、法，其余都湮没在历史之中。
战国四大显学中，法家是运动的发起者，过后一家独大。道家受一定的损害但仍保存下来了。墨家本为民间组织，焚书后几乎断了传承，秦之后墨家学术几不肯闻，彻底转为地下神秘组织，就是焚书造的孽。儒家受损较小，主要原因是法家出自荀子也就是儒学一脉，和儒学藕断丝连。儒学重实践，与其余诸子多专注于说理不同，秦政府中多有儒学门人任职。基于这两个原因，秦亡之后，儒学惊奇的发现，百家尽没，道法在喘息，只有儒学活的好好地，这是儒学大兴的基础。
汉高祖粗鄙，一切按秦制，但汉以反秦起家，秦的制度不可明着用。叔孙通为汉高祖制作了一套儒学的礼仪皮，让高祖知道”帝王之贵“；儒学就这样回到了政治舞台。西汉早期的学派斗争十分激烈，儒道、道法、儒法三家斗争不休。武帝雄心壮志，黄老之学放不在眼里，法学见效快能做却不能说，董仲舒进言请罢百家，尊六艺，获得了武帝的认可，设五经博士。儒学自此走上学术的主导地位，独尊儒术自此开始。
武帝时期，《乐》这门学科早已遗失，剩余的《诗》《书》《礼》《易》《春秋》五科共有八个学派比较著名。史记记载“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最早的儒家官学，五经博士，就是从这八个学派中所出，各派奉行的经典，就是经。此时《诗经》有三个版本，分别是《齐诗》《鲁诗》《韩诗》；《尚书》、《易》、《礼仪》《春秋》都只有一个版本。《春秋》虽然分为两个学派，但胡毋生和董仲舒研习的都是《春秋公羊传》。
那么图书版本的差异产生了什么问题呢？且听我慢慢道来
汉朝的儒学，把向孔子学习作为学习儒学的方法。可孔子已经过时多年，那么学习孔子亲自编订的“经”就成了唯一的门径，这是两汉儒学被称为“经学”的缘故。同时，我国古代学者传授知识是靠口授的，每一个学生都有明确的传承。比如董仲舒，他是公孙寿的弟子，公孙寿的学问传自他的祖先公孙高，公孙高是子夏的弟子，子夏从孔子那里学习了春秋。当时的儒学大家，每一个都可以考证出这样的传承。孔子有三千个子弟，在口授模式下造成了多年之后，孔子的学问有很多的分支，每个分支都认为自己是正宗。两汉恰恰都是在几百年之后学习孔子之学，便有这样的问题。不过在武帝的时候，儒学还面临着道法的反扑，内部还是抱团的，而且当时有争议的仅仅就是《诗经》这一部著作，我们前面说了，这部著作很多时候被当做启蒙读物，算不得大部头的儒学巨著。故而此时儒学内部是妥协的，及“一个经典，各自表述。”
事情慢慢的变得不同了。我们之前讲过，孔子的六大学科是进步的关系，一本比一本难。汉初春秋学大行于世就和这个有关，《春秋》是儒学的最高学术著作嘛。可在五经博士这里，是并列的关系；大家都是同事，虽然我研究的是儿童文学，你研究的是法律。故而原本在五经中处于弱势的学科，迅速开始丰满自己，变得和《春秋》一样的繁复，像学习《春秋》一样开始研究微言大义。五经变得平等起来，这本是好事，但其中免不了牵强附会，这就是一大流弊了。学术遇上了政治，他总会走味。
不少大儒对这种情况很担忧，比如研习礼学的戴氏叔侄；汉初礼学仅有十九篇的《礼仪》，但到了他们那时候已经一百三十篇的《礼记》和《礼仪》两部大作了。戴氏叔侄对《礼记》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删节，最后剩下了49篇。就是将历代礼学添加进去的作料给去粗取精的做法。
还有些学者对于这样仍不满意，古文经学出现了。刚才我们有提到，当时的儒学是代代相传的，每个学子都有传承。那么对于《经》里面提到的观点，可以曲解，却不能删节，否则便是不尊师；这样很多观点没法表述。古文经学宣称找到了秦焚书之前的经书，并称当时盛行的儒学为今文，认为今文在口授过程中有问题，很多经文已经不对了。并以古文经为基础，阐发出了很多新的观点。
这就是两汉儒学的大分裂，今文学和古文学。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古文学的很多《经》都是伪书，是两汉人士伪作的，比如《古文尚书》《春秋左传》《毛诗》《周礼》《忠经》《孝经》，都是两汉学者基于之前的儒学删节而得的著作。但经过他们不多的翻新、修改，到了东汉古文经已经能和今文经相提并论了。东汉之后，更是取代今文经，成为儒学正宗。
古文经是两汉学者在今文学一家独大的情况下，表达自己观点的独特方法。它开启了我国托古言事、托古改制的先河。同时也中断了先秦儒学代代相传的传承，这种行为一方面将儒学打下神坛，变得平民起来，不再将传承讲出身。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思想的混乱，古文学借助今文学的势而起；但当他把今文学彻底击败之后，他也就没有了传承的依据，儒学迅速的开始衰落。不久之后魏晋时期，道学开始发力，引道入儒的学者们干了和古文经学相似的事情，不过这一次他们称呼自己为玄学。
唐以前五经的变动
1.春秋学
前面有提到，先秦儒家将《春秋》作为儒学最精深的著作。汉初春秋学最是盛行，大概就是因为《春秋》是儒学最高层次，能研究《春秋》了，视作其他五科都学过了。在汉初春秋学有两个流派胡毋生和董仲舒，他们学习的都是《春秋公羊传》。这里的“传”怎么理解呢？汉代儒学认为孔子亲自删定的那六本书叫“经”，后来弟子们解释经文的著作被称作“传”。《春秋公羊传》就是公羊这一学派解释《春秋》经的著作。
不久之后又出现了《春秋谷梁传》，相传是出自子夏的子弟谷梁赤，由荀子删节而得。这部书来源很可疑，虽然后来被安在了今文学派，但可能是两汉最早的伪书。人家造假早，伪的好，成功混入今学的大部队。《春秋谷梁传》比起《公羊传》无论是学术水平还是行文都要差很多，历代都不受重视。
在春秋三传中《左传》出现的最晚；和其他两部书不同的是，《左传》是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著作，这点很特别。《左传》最早出现，应该是作为春秋学入门读物的。春秋学微言大义的学习方式，是通过对孔子《春秋经》和当时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对比，然后再差异中体会孔子的学问。在孔子那个时候，各种历史事件是他的学生亲生经历的，可以说详实。而几百年后的学子们，对于一些事情可能就不清楚了，这样就给春秋学的学习造成了一定困难。老师在教授春秋的时候，要注释的内容越来越多，此时一部教授春秋时期历史的著作就很有必要了。《左传》就是干这个的，他综合了春秋时期多国的历史，总结出了一篇编年体《春秋史》。春秋学的学子先研读《春秋左传》，了解春秋时期的历史，而后研习《公羊传》或《谷梁传》方能知晓孔子删改的哪些内容。直到魏晋时期，《左传》都是春秋学的启蒙读物。所以那个谁，关二爷断断不可能天天捧着《左传》看；一大把年纪了还捧着中学生教材翻来覆去的研究，这不是一般的二啊。
《左传》这本书第一次大显于世，是大神棍、伪书大师，哦不，古文学大师刘歆介绍给大家的，同期推出的还有《周礼》《毛诗》《乐经》。刘歆大师是孔子之后，试图一统学术界的第一人。在支持王莽政变后，成功的将今文学派赶出了朝堂，选择了十一科作为新的六经博士，这十一科也都是古文学派。《尔雅》这本书也是在同一时期被抬到了重要位置，该因今文学派口口相传，和当世不符的言语早已变更了。而古文学在古书上下文章，才迫切需要这样一本古今字典。
刘大师最后虽然失败了，但他的弟子们还是将古文传承下去了。这本《左传》在东汉诸位大儒马融
郑玄等人的润色下，文笔已经超过了《公羊传》为三传第一了，但学术上却仍不能单独研习，需要借助《公羊》或者《谷梁》的解释。司马晋的著名军事家也是大儒杜预（就是灭吴的那个），做了《左传集解》，首次实现了不借助其他两传，单独作解；《左传》到此时才算独立。而后，他却成为了春秋三传中唯一能够独立学习的“传”，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普及；到唐朝已经成为研究《春秋》的第一选择。
2.礼学
孔子教授的《礼》是周朝钦定国家礼法《仪礼》，这是一本记载周朝社会制度和礼法的法律书籍，可以看作是周朝的宪法。到汉朝，高堂生传有《仪礼》十七篇这就是后来的《礼经》了。直到明朝，礼经都说的是《仪礼》这十七篇。
和儒学的其他著作不同，记载对《仪礼》解释的书籍被称为《礼记》而不是《礼传》。对于儒学这种任何一个字都要正名，都要斤斤计较的学派来说，这个“记”，可能意味着《礼记》这本书，可能不是单一儒学对于《礼仪》的解释，他可能包含了先秦诸子对于礼的理解。由于没有明确的师承关系，只能用“记”，而不能说“传"。既然《礼记》没有传承，那就可以随便加，考据除了什么古礼就都可以加在里面。这种区别让《礼记》在西汉逐渐的厚实起来，到了汉宣帝时期，《礼记》中大约有著作一百三十多篇，已经非常的浩瀚了。另一个作用是，《礼记》是五经中唯一没有古文版本的今文（都是后来加进去的，太容易穿帮了）。
宣帝时期，五经十二博士，分别为《易》的施、孟、梁邱；《书》的欧阳，大、小夏侯；《诗》的齐、鲁、韩；《礼》为后氏；《春秋》的公羊、谷梁。礼学中的后即是后苍，时任礼仪博士，他有四大弟子，其中戴德、戴圣、庆普都在学术上有重大贡献，分别为《大戴礼记》、《小戴礼记》，《庆氏礼》。戴德感于《礼记》愈来愈额繁琐，越来越不切合实际；很多古礼在当时完全没有可行性。故而戴德在当时尚存的礼记一百三十篇中删减而得《大戴礼记》，共余85篇；戴德的侄子戴圣在《大戴礼记》的基础上进一步删减，得《小戴礼记》，在加上当时新兴的一些文章，仅有49篇；极大地简化了礼仪的学习难度，提高《礼记》这本书的学术价值，更加的精炼。东汉时期，《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已经取代《仪礼》成为学习《礼》的主要方式。东汉末年，大儒郑玄为《小戴礼记》作注，《小戴》由此超越《大戴》在礼学中独占鳌头，整个南北朝，无论南北学礼都采用郑玄注释的《小戴礼记》。唐时期，《小戴礼记》已经超越《仪礼》成为礼经之首，后来我们说《礼记》就专指《小戴礼记》。
由于今文的《礼记》是铁板一块，古文学派难以下手；刘歆刘大师只得抛出了《周礼》这部书，较之《礼仪》他更加的详细，完成可以说的上是一本百科全书。这是准备跳过《礼记》直接奔着《仪礼》开刀。在政治上，《周礼》这本书所讲的政治制度，在王莽之前所未见，在王莽之后也未见；可以说是为了王莽改制而钦定的著作。并因此成为官学。对于这本书，一般认为是伪书，来源众说纷纭，但经过刘歆这样的大知识分子编辑润色之后，有了相当高的水准。后来刘歆的弟子们将这本书传承了下去，在东汉又得到了贾逵、马融、郑玄等一大批儒学大家的注疏，逐渐的丰满起来，到了唐朝已经成为三礼之一（《礼仪》《礼记》《周礼》）。
3.诗
五经之中，《诗经》最乱。我们前面有提到，在汉初的时候，诗经就有了齐、鲁、韩三家。诗经作为启蒙读物，本来多几个版本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各自表述罢了。但成了五经博士之后，三家《诗经》生生的给读出了义、理、微言大义出来。三家诗竞相给自己加内容，天文地理无忧不包，谶纬迷信张口就来，没多久就不可读了。这时候有个大学者毛亨，综合了当时的三家诗，做了新版的《诗经》，在《传》中删减了很多当时流行的三家诗的内容；被人称为《诗经毛传》，更通俗的说法叫《毛诗》，那个谁，你不要笑，严肃点。
《毛诗》全面取代三家诗还要感谢郑玄和王肃这两位冤家。《毛诗》经过东汉多年发展，已经十分完备，最终在大儒郑玄手中做笺（给”传“写注释的意思）《毛诗》郑笺，是当时最为经典的一个版本。几十年后，大儒王肃表示不服，他也根据《毛诗》做了笺，但内容和郑玄的有区别。王肃的女婿是司马昭，国丈和大儒的隔空对骂吸引了不少眼球（郑玄当时已死，对骂的一方是其弟子），这场骂战没有结果，没分出胜负。可有一个结果就是世人眼中就有《毛诗》而不知有三家诗。唐朝时，三家诗已经失传，以《毛诗》郑笺作为诗经的正统；后来所说的诗经，就指《毛诗》了。
4.易经与孝经
易学本来是孔子学派中最精深的学问之一；汉学有人说易与春秋互为表里，史记中也说孔子喜欢读《易经》，到了”韦编三绝“的地步。故而两汉时期易学是一门非常发达的学问，光今文易就有施、孟、梁邱、京四家。到了东汉，还有费氏的古文易学；东汉末年的郑玄、荀爽都传的是费氏易学。
魏晋时期，易学风气为之一大变，之后面目全非。我们都知道儒家是提倡“忠”的，司马晋政变起家，对曹魏断断谈不上尽忠。司马家的大知识分子们害怕后续有人继续造他们的反，为了“净化”社会风俗，隆重推出了一系列的文化改革运动。这事主要由司马昭的岳父王肃操刀，就是之前在诗经上和郑玄学说吵架的那位。王肃的目的就是全面否定郑玄的学说（郑玄的各类注当时一统儒学）；为晋王朝树立一中新的文化学说。王肃的做法是引道入儒，他勘定了五经的注，并被立为官学。让儒学脱离了今文学、古文学，进入新的阶段；站在儒学的角度，这是引狼入室了。
此时有个大儒或者假儒真道士王弼，写了一本《易注》，这本书完全是从道学的角度来解说《易经》，被晋王朝如获至宝，立马立为官学。《易经》自此从儒学五经，变成了道学巨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易经》（王弼注）、《老子》、《庄子》被称为三玄。南北朝时期，北朝所传还是汉的古文易学，南朝所传是玄学。唐朝一统后，以王氏《易》学位正统，不久郑玄注的《易》就消亡了。以后各代所看到的《易》，就是这本道家巨著《周易》，专拿来风水看相，再也找不到孔子的影子，这是儒学的一大遗憾。
《孝经》这本书也是晋时期才收到的重视。这本书是政变流的遮羞布，历来被称为十三经中最没有学术价值的著作。汉朝以忠孝治天下，晋这里不敢谈忠了，单单一个以孝治天下。《孝经》这本书就被高高的供了起来，搭配出来的还有《二十四孝》。在《孝经》这本书里面，提出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忠是孝的外化；我大司马晋以孝治国，你们在家要孝顺父母，在外要孝顺我；妄图以孝的意识形态取代忠义的意识形态。到了唐朝，太宗皇帝得位不正，按惯例《孝经》历史地位升格；（十二经之一了）宋太宗得位同样不正，《孝经》历史地位再次升格。明朝皇帝屁股最不干净，人家唐宋好歹是政变，还可以遮遮掩掩，避而不谈；到了明成祖这里直接开打，世人皆知，事后他的子孙们也只好把《孝经》高高供起来。
5.书
《尚书》这本书放在最后是引文的出处有很大问题。传说《尚书》在焚书的时候是全毁掉了，汉朝的大儒伏胜默写了《尚书》，当时他已经九十多岁了，一共写了二十八卷，应该不全。今文学按照这本《尚书》研习，到宣帝的时候有欧阳，大、小夏侯三个学派。同一时期，孔子的后人孔安国，自称在维修孔子旧居的时候，发现了《尚书》的竹简，经过他的翻译，比当时的版本多了十六篇，这是便是古文尚书。由于这本书不全，没有办法学到完整的知识，在西汉并没有受到重视。
王莽时期，基于打压今学的需要，成为官学。后来被东汉的大儒们注释，逐渐受到重视；但也仅仅是在官学中研究，少有私学研习。西晋时期，五胡乱华，官学重创，文献资料被扫荡一空；关于《尚书》的所有资料全部遗失；尚书学受到重创。东晋的时候，有人说发现了孔安国当留下的尚书，里面包括今文尚书的33篇，以及没有公开的25篇新尚书；还有孔安国做的传。这是本伪书，可唐朝人显然不正么认为，把这部唯一能找到的《尚书》供了起来，当做儒学圣典，大儒孔颖达还为他做了注。这本书后来本称作伪《孔传尚书》；也叫伪《孔传》。直到明朝，官学里学的都是这个版本，但此时已知道是伪书，在五经中争议最大。
先秦儒学起于孔子，发展于孟荀，在汉得以光大；东汉虽有今文古文之争，然儒学实际已通行全国。我国之国民之所以被称为汉人，便是较之四夷我国民奉行儒学之道，与四夷皆不同也。有汉一代，我国民依仁蹈义、舍命不渝，文教虽然大兴但绝不羸弱，这是儒学的功劳。
任何学派都有消亡的一天。儒学自孔子开始，到魏晋已经将近800年了。以研习孔子之学，即经学为主的儒学终于走到了尽头，完全丧失了活力，贯通儒道的玄学走上了历史舞台，开始了属于玄学的800年。
唐文宗开成年间，官学在国子监立碑刻字，上书儒家十二经《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孝经》、《论语》、《尔雅》。此时距离经学衰败已经过去了500年，经学就像两汉时期的先秦竹简一样，属于古学了。十二经里面有今文学的《公羊》《谷梁》《礼记》《仪礼》，古文学的《毛诗》《左传》《尔雅》《周礼》《论语》，玄学的《易经》，奇奇怪怪混进来的《孝经》，还有一本伪书《尚书》。两汉时斗争激烈的今文派、古文派，以及取经学而代之的玄学，躺在了同一个碑文上，被人一起祭奠。
尘归尘，土归退，立在国子监前面的碑，就像是经学的墓志铭。《十二经》除了让我们缅怀两汉的风度外，再无他用。儒学自有江山代出的新人来传承，作注、作解、作正义、作新义，好端的热闹。至于明儒把《孟子》挤了”经“里，凑成十三经，想来已经无人介意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