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历史上的瞎子阿炳是怎样的人?

真实历史上的瞎子阿炳是怎样的人?

我原先对阿炳的印象差不多就是“苦逼兮兮的盲人音乐家,在旧社会的寒风中哆嗦着拉苦大仇深的音乐”。有一次我到无锡旅游,参观阿炳的故居时才发现,他长期说唱时事,抗战时期演奏、编唱过不少抗日内容。

没想到啊,阿炳竟然“又红又专”。

所以我猜测:阿炳后来之所以能留下名字,会不会不只是为音乐水平高?他本来就在无锡街头“说新闻”,又唱抗日内容,是因为“政治站位正确”,才留下名字的吗?

再查下去发现,我不算猜错,但事情远比我想的复杂,也有意思得多。

阿炳本名华彦钧,1893年出生于无锡,最早不是我们以为的街头艺人。他父亲是雷尊殿的道士,精通道教音乐,阿炳从小便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笛、二胡、琵琶以及锣鼓等乐器。所以《二泉映月》并不是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的穷人突然凭天赋拉出来的。阿炳首先是一个经过长期传统音乐训练、又生活在非常浓厚的地方音乐环境里的专业乐师,后来因为吸食鸦片、患病失明、生活潦倒,才逐渐从道观走到了街头。

然后,他成了一位新闻主播。

一位经常听阿炳卖艺的无锡老人后来回忆,阿炳的“说新闻”和二胡、琵琶并称“三绝”,而且是卖艺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会把自己听来的事情重新编成押韵的无锡方言唱词,从国家大事一直唱到里巷新闻。那位老人小时候放学以后常常特意绕到崇安寺去听,回家后,大人还会追问“今天阿炳又说了什么”。

亲历者记得,他唱过抗日锄奸团击毙伪警长、爱国人士刺杀汉奸县长的事情,也唱过一个刻薄地主因为童养媳偷吃一根黄瓜而把人打死的故事;阿炳自己年轻时吸过鸦片,晚年甚至还把自己的经历编成《鸦片是个坏东西》劝别人不要重蹈覆辙。

抗战内容尤其多。地方史料记载,“一二八”事变后,他曾编唱《英勇抗击敌寇》,也会用二胡演奏《义勇军进行曲》。后来亲历者还回忆,自己听阿炳演奏过《松花江上》《满江红》,这些在日伪统治下当然不是毫无风险的曲子。

而且他并不是只唱“严肃题材”。同一位老人的回忆里,阿炳会拉《无锡景》《孟姜女》《四季歌》《五更调》,也会拉当时流行的《夜上海》《何日君再来》等歌曲。他耳朵特别灵、听到什么很快就能拿到自己乐器上来。

所以,是因为阿炳唱进步歌曲,又在当地很受欢迎,才被发现的吗?我眼前出现了一位音乐家偶然路过无锡街头,被悠扬的二胡声吸引的画面。

——其实没有这么戏剧性。负责录音的杨荫浏,本来就是无锡人,从小就认识阿炳。

杨荫浏1899年出生于无锡留芳声巷,六七岁开始接触无锡道教音乐,十一二岁时便认识了比自己年长几岁的阿炳,还向阿炳学习过琵琶、三弦。也就是说,后来成为中国重要民族音乐学家的杨荫浏,少年时代本来就是无锡这个音乐圈里的人,而阿炳甚至可以算他早年的老师之一。无锡的音乐氛围极好,有各种音乐团体,艺人们互相学习,亦师亦友。

后来两个人却有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走向。阿炳留在无锡,失明、卖艺,在街头一边演奏一边说新闻;杨荫浏则进入现代音乐教育和研究体系,后来主持专业音乐研究机构,成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的重要奠基者。

到了1950年,这两条已经分开几十年的线又重新碰到了一起。

那时中央音乐学院刚刚成立民族音乐研究机构,也获得了一台在当时十分珍贵的进口钢丝录音机。黎松寿得知录音机的事情以后,马上给杨荫浏写信,告诉他阿炳身体已经很差,应该尽快来录。

1950年9月,阿炳和杨荫浏终于在无锡重逢。一进门,阿炳还喊了一声:“杨先生,久违久违,想煞我了!”

他一共留下了六首录音,三首二胡曲《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曲》,三首琵琶曲《大浪淘沙》《龙船》《昭君出塞》。

三个月后,1950年12月,阿炳去世。那六首曲子成为阿炳唯一留下来的绝唱。

我原先以为阿炳的故事,是一位瞎眼艺人在寒风里拉出了一首不朽的悲歌。后来才发现,他的世界其实一点也不冷清:那里有道观、茶馆、昆曲、丝竹、街头新闻和流行歌曲,也有少年时就认识他的杨荫浏,以及一群围在他身边听琴的人。他们不是故居照片里那些黑白的头像,而是真真切切地在同一座城里热闹地活过:听过彼此的琴,学过彼此的曲,也许争论过、玩笑过,从少年到中年,从意气风发到两鬓斑白。

多年以后回头看,我们才知道,那些当时再寻常不过的相识和往来,竟然悄悄织成了一张把音乐托住的网。

阿炳的音乐原本注定要消散:在人群里响起,曲终人散,也就结束了。听过他演奏的老人去世了,老人讲给孩子听,孩子再讲给孙辈,几代人过去,再怎样绕梁三日的旋律,也终究会在记忆里淡去,最后只剩一句“从前无锡有个瞎子,琴拉得很好”。

可是偏偏在1950年那个节点上,才华、城市、朋友、制度和技术同时汇到了一起。一个有深厚音乐传统的地方养出了阿炳,也养出了杨荫浏;少年时代的相识延续成了几十年后的知音,国家刚刚建立起专业的音乐研究机构,而一台当时极其珍贵的钢丝录音机,又恰好能够把流动的乐声凝固下来。

阿炳的才华是种子,无锡的音乐文化是土壤,杨荫浏和黎松寿这些懂得它价值的人构成了传播的路径,而1950年前后的民间音乐整理和录音技术,则恰好提供了一个历史窗口。

这几样东西少掉任何一个,《二泉映月》也许都仍然曾经存在过,曾经在无锡街头被无数人听过,却未必会被我们听见。

历史当然会筛选伟大的作品,只是伟大的作品并不会自动穿过历史。

它首先得有人听见,然后有人记得,还要有人在来得及的时候,把它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