泻药。
首先，基本任何明清文人传奇都不是专为某种声腔而创作的。这是肯定的。任何负责任的出版商都不会把《牡丹亭》定义成“昆曲”，只会说“昆曲《牡丹亭》”。这就有点像集合的关系：《牡丹亭》是一个集合A，“昆曲”是集合B，A和B的交集大体就是我们说的“昆曲《牡丹亭》”了。
另一方面，“传奇普遍适用多种声腔”也是不尽准确的说法。因为不同的声腔体系差别很大，没有什么文本可以做到普遍适用，作者在创作时一定会受到某一种甚至某几种声腔的影响。但汤显祖创作《牡丹亭》是本着什么样的声腔原则却不得而知。
但确知的是：《牡丹亭》肯定不是为昆腔而创作的。
历史上似乎从无直接用昆腔演绎汤本《牡丹亭》记录的只言片字。而且在汤显祖创作《牡丹亭》的时代，昆腔虽然已经开始在全国流行，但正处在发展阶段，尚没有什么巨大优势可言。
那时，中国的戏剧界分成了两大流派，一派是以昆腔大神沈璟为代表的“吴江派”，这一派主张应当合律依腔，看重戏剧在舞台上的呈现度，昆腔格律的很多行标都是他们修订完善的。另一派就是以汤显祖为代表的“临川派”，他们主张打破格律和形式的束缚，以作者才情为中心，更加看重戏剧的文学性。
这两派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主要观点都是对立的。这种情况下，《牡丹亭》横空出世了，而且立刻雄踞各大畅销榜单。沈璟读到了汤显祖的畅销书，却立刻指出《牡丹亭》“不协曲律”因而不易演唱。因此沈大神亲自操刀对《牡丹亭》进行修改以协昆腔格律，取名为《同梦记》。但据说协律的代价是文学性大打折扣。
然后就可以想象汤显祖读到沈璟的《同梦记》时大概是个什么心情了。当然汤显祖大概怕我们想象不到，还特意写了首诗来留念这样的心情：
还说了一句著名的“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来回怼之。这俩人就《牡丹亭》来来往往的一系列争论之事，后来被称作“沈汤之争”。
不过值得一提，汤显祖这首诗和这句话是出自同时代其他人记载，而非汤显祖本人。不过汤显祖在和凌初成的书信中确切提到了上面这个王维的比喻，大体是说：吴江派那群人为了能唱吴歌，把我的《牡丹亭》改成《同梦记》，这就好比王维画了一幅冬景芭蕉，一个家伙因为不喜欢芭蕉而喜欢梅花，就去把王维画中的芭蕉P成了梅花，那好是好，可也就不是王维的画作了啊。。。大概就这个意思吧……
而且，为了迁就格律更改《牡丹亭》的也远不止沈璟一家。但都不得不以牺牲汤显祖《牡丹亭》原本绚烂瑰美的文字和文本为代价。汤显祖自然都是反对的。所以说汤显祖写《牡丹亭》本不是为了昆腔是可信的。而不可知的部分是：他既然不是为了昆腔，究竟为了什么腔儿而写的呢？
这个问题可谓众说纷纭，比如有“弋阳腔说”“宜黄腔说”“案头书说”等。
所谓“弋阳腔说”“宜黄腔说”就是说汤显祖的《牡丹亭》本是为弋阳腔或者宜黄腔而写，或者说受到其影响很大。“案头书说”（这名是我起的，因为不知怎么表达）是说汤显祖写《牡丹亭》不是为了在舞台上演出，而只是为了写一部文学作品。是“文人戏”而非“伶人戏”。
这些“说”都有各自的道理和证据，但也都不足以服众，包括“案头书说”（这个确实比较像正确答案）。因此，这个问题只好当做悬案挂起来了。
可是这又带出了新的问题：
既然汤显祖本人那么反对《牡丹亭》唱昆腔；既然昆腔大神们也那么反对直接用汤本《牡丹亭》唱昆腔，可最后的最后，为什么《牡丹亭》还是唱了昆腔，而且还真是唱的汤本的原文？
其实道理很简。唱腔，无非“词”“曲”二者。既然吴江派大神改词行动最终失败，人们自然而然就会想到改曲以协律。
在汤显祖的时代，“曲谱”的概念是很弱的，虽然有声腔也有成本大戏，但伶人们却没有完备的曲谱作为统一的参考。可是到了清代盛世时期，曲谱发展日渐成熟，制谱的技艺开始高超完备。先前提到过“文人戏”（以文学才情见长，以格律表演为弱）“伶人戏”（以格律和舞台表演见长，以文学性为弱）在这一时期相互融合，所以出现了《长生殿》和《桃花扇》这样词曲完备的作品。
这一时期，人们也开始通过修订《牡丹亭》的曲谱来使得汤文+合律得以“两全其美”。比如著名的《纳书楹曲谱》中载入了四梦全谱就是这样来的。通过这样的改编，既能保留汤显祖原汁原味的文本和故事——即文学性；又能兼顾曲律，让昆伶容易演唱——即舞台性。所以《牡丹亭》就开始显露出它巨大的魅力。以文字供奉案头，以昆伶留音氍毹，故而逐渐成为昆曲中的一出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
至于为什么要把《牡丹亭》改良得更适应昆曲而不是更适应其他唱腔系统，是因为昆曲在这一时期取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这自不待言。
总之，这就是《牡丹亭》“从临川到昆山”的大概经历。不过，《牡丹亭》在这之后如何成为在昆曲中独领风骚的剧目，甚至貌似成了“昆曲的代名词”则是之后的事情，不在这一范畴之中。但不管在全国还是在世界，如今昆曲舞台上演的《牡丹亭》，都是遵循《纳书楹曲谱》，也就是“经过曲谱改良以适应昆腔的汤本《牡丹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