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儒家，群魔乱舞的答案又层出不穷。
要么，吹儒的，一股脑的东拉西扯、歌功颂德，高大上词汇一凑，心灵鸡汤一灌，完事儿；
要么，黑儒的，逢儒必反，什么儒家配狗、天长地久，教条主义的帽子给你扣得明明白白；
这问题，没那么复杂。
就一个槽点：你特么把“小人”的释义给想错了。
你以为的“小人”，大概是道德卑劣、对标“君子”的那个小人。
但在古代，小人就只有这一种释义么？
不是。
小人，除却指“品德卑劣”外，还可以指“见识浅狭”的人。
《论语》中，有一则故事，叫樊迟问稼，各位可能都耳熟能详。
有次，樊迟问孔子：如何务农？
孔子回答：我不如老农。
樊迟又问：如何种菜？
孔子又答：我不如菜农。
樊迟没得到答案，走了。
前脚刚走，孔子骂了句：小人哉，樊须也！
金朝有个文人，叫王若虚。
他在《<论语>辨惑二》中评论此节：
从王若虚的理解中，可以看出，樊须也是“硜硜小人”。
只不过这个小人，不是对标“君子”的那个道德卑劣的小人，而是对标“大人”的那个学识浅狭的小人。
由此可见，在孔子眼中，“言必信、行必果”在道德上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
只是孔子认为，从见识上讲，还是差了一截，没有达到“大人”之境。
那么，怎样才算到了“大人”的境界？
孟子有过解释：
这个话，说得很明白了。
一个真正具有学识的人，不会拘泥于“言必信、行必果”这样的小节，一切以“义”为先，义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也就是说，孔子也好，孟子也罢。
儒家对这段话的解释，不是从道德上看的，而是从境界上看的。
《史记》中，也记载过一段。
孔子当年周游列国，被蒲人围困。
蒲人说：只要你们不去卫国，我们便放了你。
孔子说：好。
双方订立盟约，蒲人放孔子一行出东门。
孔子刚一出来，立马带着弟子跑去卫国了，刚才答应蒲人的话，早抛到九霄云外。
子贡懵逼，问：盟可负邪？
孔子回答：要盟也，神不听。
这个逻辑，类似我们今天的“紧急避险”，遇到坏人威胁你，强迫你做一些非法的事时，为了保障你自己的生命安全，法律上是允许你做出一些虚与委蛇的事的。
这也就是，为何儒家排斥先秦游侠那种“重然诺、轻生死”的做法，嫌太过于一根筋儿。
万一你答应的是坏事，还做不做？
所以，判断一件事到底该不该守信，不是取决于你是否曾经许诺，而取决于是否符合道义。
再把原文拉出来瞧瞧。
大意就是，子贡问：什么叫士？
孔子分了三层。
最高一层，“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这话其实就是夸子贡的，因为子贡曾纵横列国、挽救鲁国，这意思就是，“子贡呀，你就是最高一层的士。”
中等一层，“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这是儒家的老黄历，也是宗族血缘社会的老观念，不提了。
最次一等，就是所谓的“言必信、行必果”，他不是说你这样做就应该被谴责，而是认为这个是作为“士”，你应该达到的基本要求。
如果你嫌看着麻烦，直接瞧下面这张图：
换句话说，“言必信、行必果”，孔子还是持褒奖态度的，只是它不符合儒家的核心价值观，显得很鲁莽，所以孔子认为这个作为士，只是“勉勉强强”，可以肯定，但没必要称赞。
比如，孔子也曾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一个人连信用都不讲，还不知道这人还能干个啥。
朱熹也曾对此有过精彩的评论：
也就是说，“言必信、行必果”的人，虽然“见识浅”，但也不是恶人，虽然做不到为道义而生，但能做到信果这样的小节，已经是比普通人要强上不少了。
我知道，现在很多自诩开明的年轻人们，对程朱理学深恶痛绝，对朱熹本人更是斥之为腐朽酸儒。
我无意置辩，但就只看朱熹这段评论，我个人认为，此论不偏不倚，中肯之至，至少比这个问题下的某些答主三观要正上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