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商”字常见下形（以下称“1型商”）：
亦有下形（以下称“2型商”）：
其中“2型商”字构形，为正规的“祝告字”或称“国号字”结构，即如“告”字：
乃下部为“祝告之口”：
上部为“祝告神主”
并以神主名号为族称、国号的“国号字”（甲骨文“告”字，是“祝告字”即“国号字”的“一般构形”而不是具体国号字。“商”、“周”之类，才是具体的国号字）。
“2型商”字构形：
就是下部为“祝告之口”：
上部为“祝告神主”：
的“商族国号字”。
而“1型商”字：
其实是商族的“神主字”。
那么“商族神主”所指何物呢？
“商族神主字”构型简单明确：就是“辛”与“丙”合：
即“丙”上架“辛”之形。
这一点明白无误地摆在我们眼前，证据确凿，毋庸置疑。
对于“辛”字，吴其昌解为“锋刃上向之斧钺”：
而甲骨文“辛”字
倒书即为“王”字
的事实，则与已被广泛接受的“王”字本表斧钺之形
的定论不谋而合。这其实就是对“辛”字本表斧钺无可争辩的证明。而“大辟”砍头之刑的“辟”字中
“辛”表大辟罚罪斧钺也予以了再次验证。
对于“丙”字，于省吾、朱芳圃都解为“物之安”也，即俗称之“底座”。而斧钺之底座，无疑即兵器仪仗之架。
那么甲骨文“1型商”字即“商族神主字”：
显然就是斧钺之“辛”置于兵器仪仗之架上，也就是“仪仗之辛”，即商人的图腾、族徽的文字表达。
那么这个仪仗之辛又意味着什么呢？
关于“商”字初文本义，曾有不少探讨文章。但面对简单的“1型商”字构型，解字者往往“想得太多”，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现象：甲骨文1型“商”为“丙”上架“辛”之形的基本事实倒是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既鲜见有人从“商”为明确的“丙”上架“辛”之形的思路进行分析，更不曾有人将上述“仪仗之辛”与殷人声称的“先王帝喾”之“高辛氏”或殷汤岳父之“有辛氏”联系起来。
也就是不曾有人将甲骨文“商”字作为“辛氏”族徽图腾的“文字表达”来看待。
甲骨文“1型商”字构型：
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这一事实。而甲骨文“2型商”字构型：
则以其“国号字”结构的“祝告之口”再次证明其上部之“1型商”：
为“祝告对象”即以商人图腾之辛的文字表达所代表的商族神主。
而当我们将甲骨文“1型商”字与“用国为姓”的大禹后裔的“戈氏”族徽放到一起时：
我们很容易领悟到，甲骨文“1型商”所表达的，也应该是与“用国为姓”的大禹后裔的“戈氏”族徽相同性质的内容，即“辛氏”族徽 ：
所以，“1型商”为“商族族徽”亦即“辛氏”之族徽图腾确定无疑。
“商族族徽”与“戈族族徽”同样的构形方式和构形逻辑，自然地让我们想起了同为大禹后裔、同样“用国为姓”的辛氏即“有辛氏”（亦即所谓有莘氏）。
如果“商”是大禹后裔“有辛氏”（有莘氏）国号，那么“商”就是姒姓夏人方国。而这，是与我们有关夏、商族群族属关系的一般知识大有出入的。
这又自然地让我们想起了文献中有关高辛氏“帝喾”是殷人“祖之所自出”传说的转述。而“商族”之“辛”来源于高辛氏“帝喾”，则可以弥合上述“出入”。既然此说可以弥合相关“出入”，似乎应予采信。
但是，这种急于轻率地弥合矛盾现象的做法，往往会让很多稍纵即逝的宝贵启示迅速地化为乌有。
我们在急于弥合“矛盾”之前，至少应提出质疑：
“商”中之“辛”究竟是姒姓夏人“有辛氏”之“辛”，还是“帝喾”族裔“高辛氏”之“辛”呢？
在接下去的讨论之前，先明确一个事实：作为“辛氏”来源的“有莘氏”、“有辛氏”、“有侁氏”乃至“有㜪氏”其实本来就都指同一族群。前三者《辞海》“莘”字条有释，后者《列女传》有注。也就是说，豫东杞县或山东曹县之“莘氏”以及陕西合阳之“莘氏”，都是同出一源，即《史记》所载姒姓大禹后裔之“用国为姓（氏）”的“辛氏”一族。
由此看来，说起与姒姓夏人辛氏相关的话题，不但有着相对浓重的文献记载，也有众多的其后世族裔。
而在史册中比夏人辛氏显赫得多的殷商族群，既没有多少与“高辛氏”相关的记载，也难得一见其姓氏与“高辛氏”相关的后世族裔。
这不由得使人怀疑殷商族群与“高辛氏”血统关系的真实存在。
关于“帝喾”与“高辛氏”的关系，发现二里头遗址的徐旭生先生在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早有论述：“我们现在可以老实地说:两个名词中间是否有关系,我们完全无法知道。所以古书中谈及高辛氏的事迹，我们并不能随便把它们算在帝喾的账上……高辛氏的“辛”或与伊尹“为有莘氏媵臣”（《史记•殷本纪》）的“有莘”有关。[1]”
“高辛氏”的殷汤，娶“有辛氏”的女儿，本来就有点蹊跷，仅用“巧合”也难以解释。依徐旭生先生所言，倒是隐约可以看出些端倪——“高辛氏”的语义与“有辛氏”在上古极其接近，都有“非凡的辛氏”的意味。大概率就是一回事。而可称为殷汤高辛氏“先王”者，未必就不是起源于殷汤的有辛氏岳父。
所以，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帝喾”与“高辛氏”有没有关系，而是殷汤及其殷人族群与“高辛氏”有没有血统关系的问题。
如上所述，更可能的答案是：“高辛氏”与“有辛氏”本就是一回事。而“商”，本是夏人“辛氏”即“有辛氏（有莘氏）”的“族徽字”和“国号字”。
也就是说，殷汤及其殷人族群与“高辛氏”即“有辛氏”，在血统上本无半毛钱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由“汤妃有莘（辛）氏之女”[2]而建立起来的。
“商”既然是姒姓夏人有辛氏国号，那它就很可能是为适应其建国需要而创制的文字。也就应该创制于夏代且应是在夏代早期。这实际就是夏代已有文字的证明。
这一切已经出人意料了，而更令人惊异的是：
既然“商”是夏人有辛氏国号，那么，灭夏者就不是殷人政权，而是夏方国政权了。
可这样一来，为人熟知的“商朝”，也就是殷人之“商”又是怎么回事呢？显然，这是超出我们原有知识储备范围和不同于传世文献字面记载的情况。
但相对于传世文献以及我们的知识储备，甲骨文“商”字，才是更原始的资料。仅就其契刻年代而言就比其他传世文献早得多，而作为文字，则保留着其创制时创制者赋予的更古老的信息。
所以，我们不必因为这里透露的信息不合我们以往的知识和经验，就把探出的脚缩回来。因为说不定，继续探寻下去，就会看到豁然开朗的路径。
从《史记▪殷本纪》所记“殷先公先王”序列看，其先公庙号的前后差异大得离谱：
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振→
微（殷人称“上甲”）→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天乙（成汤）……
后世有所谓“上古有号无谥，周初始制谥法”之说，但从殷先公“上甲、報乙、報丙、報丁、主壬、主癸”之“号”看，显然有着其内在规制和评定法则，完全可称之为“谥号”。
而既然已用谥法谥号，列于同一祖庙中的先公，就应该使用统一谥法。
就算当时“有号无谥”，既然血统一系而下，“名号”也应有统一风格。而《史记》所记殷先公，名号的前后差异却大得离谱，显然不是出于同一“系统”。
《甲骨学一百年》[3]中有这样的描述：
“从契到主癸十三名，或从帝喾到主癸的十四位先公中，被一致公认为商（殷）先公的只有上甲以下至主癸的六位。因为这六位先公被排入祖甲及帝乙帝辛时的周祭谱中，享受着与成汤以下诸先王的同等受祭。上甲以前的诸位先公，他们究竞与卜辞中哪一些神灵相当，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所以周鸿翔在《商殷帝王本纪》中，对诸家关于上甲以上先公的考定一概加以否定，云‘契文所见商殷先公先王，上甲以下迄帝乙，确而可信，而上甲以上，则皆无征焉’。王国维考证卜辞中的王亥即《史记·殷本纪》中的振，……周氏也认为不可信，以为商（殷）人先公先王自上甲以下皆以天干字为名，未见有以地支为名，甚至先妣，诸母亦然，‘今契文王亥独以地支名，揆之史实，殊有纳凿’。
周氏书成后，请他的老师饶宗颐作序，饶氏曾向周指出“卜辞所见人物有子、卯、午等，殊不足怪”。建议删去否定王亥即振说，周氏坚持不肯”（以上是引文，括弧内“殷”字为笔者所加）。
笔者认为，周鸿翔之所以“不听老师劝”，是因为老师提到的“子”、“卯”、“午”等人名，都是普通贵族在世所用之名，而周氏所论则皆是作为殷人首领的先公谥号，这两种命名有着等差和生死的本质不同，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周鸿翔先生坚持己见是有其根据，也是有道理的。这也说明了那句“老话”：“真理往往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今天多数学者并不认可周说）。
《今本竹书纪年》有“商灭夏”的相关记载，而在有夏纪年内，则频频出现“商侯”字样，涉及的商侯名号有：相土、冥、履等人，而王亥，则以“殷侯”称之。这些“商侯”、“殷侯”，被后世史学界认作殷人“先公”，而“商侯履”则被认作殷汤。即所谓“履”为殷汤“七名”之一。
“商侯”字样在《今本竹书记年》中，最早出现在“帝相”即“夏后相”时期：
“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马。（夏后相）遂迁于商丘。”
夏后相（太康之子、少康之父）时期属于夏朝的早期。也就是说，“商侯”和“商人”从夏朝初年开始，就早已活动在豫东古商丘一带了（当年的“商丘”不在今商丘市一带，而是在今商丘西边更靠近杞县一带。商丘“东移”是后世行政区划不断改动的结果）。
但是，早在夏朝初年就活动于豫东的“商侯”或“商人”，与殷汤的殷人族群，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史载“商侯”和“商人”从夏朝初年开始，就早已活动在豫东古商丘一带。
▲而在豫东进行的所有考古发掘，都没有发现除夏朝末年外的任何殷人的“先殷文化”遗迹遗存。
而在这一带，却有不同时期的带有豫东特色的二里头文化遗迹遗存即应是夏人文化遗存。
也就是说，考古遗迹遗存的证据可以表明，在豫东活动的“商侯”或“商人”，与殷汤的殷人族群，大概率真的没有什么关系，而更可能属于夏人族群之一支。
而甲骨文“商”字构形：
中作为祝告对象的"辛":
则恰恰体现出其是姒姓夏人“有辛氏（有莘氏）”[4]国号，即“大禹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氏）”的“辛氏”国号。
而“汤妃有莘氏之女”[5]的记载，则进一步说明,"商"大概率就是殷汤"有辛氏"岳父的国号。
所谓殷汤先王“高辛氏”帝喾的原型，也大概率就是其"有辛氏"岳父。
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是“信史”。而“商”虽只一字，却也是明确的“信史”。通过对这“一字信史”的分析验证，明确了如下事实：
真正的“商人”，是姒姓夏人“有辛氏”。
那么“殷人”就不是真正的“商人”。这就在商人与殷人之间形成了判然有别的根本区分。
所以，有关“夏商更替”的话题，已经不能在原有的理解上继续下去了。
诚然，所见甲骨文“商”字
出自殷墟甲骨卜辞，不是夏代原始文件，但此“商”字却忠实地记载了夏代“商”字的原有重要信息。因此，我们可将甲骨文“商”字，看作是殷商时代对于这一夏代“一字信史”的忠实“再版”。
这一“一字信史”记载的，就是《史记》关于“大禹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的“辛氏”与其国号关系的史实。
不要小看这“一字信史”，仅仅一个“商”字，就足以引领夏商考古走上正确的道路。
这，就是文字在考古中重要作用的真实体现。
真正的“商人”乃姒姓夏人“有辛氏”即“辛氏”一族，而殷人之“商”乃“因商号而代商政”的殷人之商，即所谓“殷商”。也就是说，殷人的“商”字国号，是从辛氏商人那里“盗取”的。
说“盗取”其实也不“公允”，因为作为辛氏女婿的殷汤，虽不是真正的“商人”，但他能祭祀辛氏祖先的考古学现象（后文有述），说明他参与了入族辛氏的仪式。而他获得的商朝王位，也是从其辛氏岳父（父亲）继承而来的，是“走了正常手续”的。
但殷汤之前的“商”，是与殷人没有关系的。殷汤之前的“商国”、“商侯”都是属于姒姓夏族“辛氏商人”的。
所以，我们考察“辛氏地望”，其实就是考察“商族地望”。
而由于辛氏国号后被殷人霸占，辛氏曾失去了以“辛”为氏的权利。这就是其曾经改称“莘氏”的原因（最后还是改回了辛氏“本姓”）。
所以，我们考察“辛氏地望”、“商族地望”，其实也是考察“莘氏地望”。
陕西省渭南市合阳县，是为人熟知的“辛氏地望”。《元和姓纂》[6]载：“辛，姒姓。夏后启别封支子于莘。莘、辛相近，（《秘笈新书》引作“子孙去‘艹’为辛”。）遂为辛氏”；
今河南杞县、民权县一带，也是一处“辛氏地望”。《括地志辑校▪卷三▪汴州》[7]载：“古莘国，在汴州陈留县东五里，故莘城是也。《陈留风俗传》云陈留外黄有辛昌亭，本宋地，莘氏邑也”；
此外，山东曹县也被认为是一处“辛氏地望”。《辞海》[8]“莘”字条：“②古国名。（1）亦称“有辛”、“有莘”、“有侁”。在今山东曹县西北。商汤娶有莘氏之女，即其国。”
像“辛氏地望”这类，同一姓氏、同一国号或同名故都在多处地点都有分布的情况，在方志或文献中比比皆是，而每一个分布点上的相关姓氏、国号或故都的“继承者”，都有声称自己所在之处才是相关姓氏、国号或故都初始地望的倾向。相关学术探讨，也常因这类问题久讼不决。
有的学者坚信，在诸说中必有一真，所以就寻找自认为最可信的一说立论。而因观察角度不同，被认作唯一为真的对象并不一致，由此而引发的争论层出不穷，很难有能让彼此都能接受的观点。
就“辛氏地望”即辛氏始封地这一具体问题来说，上述三处的辛氏也各有其主张。而学界并未对此有什么讨论，大概是资料实在贫乏。而且，似乎人们觉得这几个地方的“辛氏”或“莘氏”来源并不相同。比如《辞海》“莘”字条“②古国名。（1）亦称‘有辛’、‘有莘’、‘有侁’。在今山东曹县西北。商汤娶有莘氏之女，即其国。”之后，另有：“（2）姒姓，在今陕西合阳东南，周文王妃太姒即此国之女。”
《辞海》“莘”字条的整理者，似乎是把山东曹县之“莘国”与陕西合阳之“莘国”看作是不同姓的两个族属之国的。
笔者判断，其所以据的逻辑在于，殷汤（即所谓“商汤”）与周文王所娶之“莘氏女”必为“莘方伯”之女。如果只有一个莘国及“莘方伯”，那么“莘方伯”或者在陕西合阳，或者在山东曹县。如果在陕西合阳，那么在豫东兴起的殷汤怎能跑到陕西去娶莘氏女？如果“莘方伯”在山东曹县，那么周文王又怎么能跑到山东曹县去“造舟为梁”，[9]迎娶“莘方伯”之女呢？
依此得出的结论是，殷汤所娶的“莘氏女”与周文王所娶的“莘氏女”即不在同地，也不是同族。
这倒是能让很多人对于殷汤与周文王居地之间距离如此遥远，却如何能同娶“莘氏女”的疑虑得以“冰释”。
——殷汤娶“莘氏女”时在豫东杞县一带，周文王娶“莘氏女”时在陕西岐山一带。这样的距离在上古时代是非常遥远的。而在相关记载中显示出，殷汤与周文王都是就近迎娶的。
在这种情况下，给出殷汤所娶的“莘氏女”与周文王所娶的“莘氏女”即不在同地，也不是同族的结论，是最“方便快捷”的。
但其实，得出这一结论的认识方法是有孤立、片面、静止地看待问题的“嫌疑”的。
——从殷汤到周文王的几百年间，所谓“莘氏”即辛氏，难道就没有从豫东杞县一带迁徙到陕西合阳和山东曹县的可能吗？而有关文献和考古学现象指向的，恰恰就在于这一点。
由甲骨文“商”字
本是辛氏即所谓莘氏国号字的破解，和对考古发掘遗存材料的分析可知，各地“莘氏”即“辛氏”不仅同族，而且有其共同的“始封地”。
所谓“莘氏”本即“辛氏”，其始封地即不在山东曹县，也不在陕西合阳，而应在豫东一带。“辛氏”的活动区域，乃文献所载的“商侯”即辛氏先祖的活动区域。至夏末之际，辛氏都邑应在离杞县不远的惠济河西南岸边（这里有夏人文化的“朱岗遗址”）。与盘踞在“朱岗遗址”下游的惠济河东北岸的殷人部落隔河斜望（这里有殷人文化的“鹿台岗遗址”）。
（图一，引自《河南杞县朱岗遗址试掘报告》，见《考古》1992年第1期）
文献所载的葛国都邑，就在上述二遗址东面不足50公里处，既与文献关于殷汤“与葛为邻”相合，又很方便“汤娶有莘氏女”并与“莘氏”即辛氏结盟。
而且这样的地理关系，正与灭夏后殷汤有辛氏岳父进住二里头宫城、殷汤筑“桐宫”于隔河下游（根据地势判断，在古洛河河道北移至今洛河河道之前，二里头城址以北与偃师商城城址之间本就应有河流，或为“谷水”故道）的地理关系一致。
殷汤为娶辛氏女，在豫东惠济河东北岸居住时即应建有“桐宫”，“以引辛氏之凤”。这才应是“桐宫”的最初由来。
灭夏之后，殷汤把自己的“桐宫”仍然建于辛氏岳父居地（二里头宫城）下游的隔河斜对岸，并且谨遵“大都不过三国之一”的规制。
这种将“老家”地名和群落居址原有地理关系“平移搬迁”的现象，在上古以致在近古都是十分普遍的，这正是中国人安土重迁，不忘故土的特有表现。
就连朱岗遗址附近一个叫做“翟”的地方（今名“翟岗”），也可以在二里头遗址近旁找到身影（今天的“翟镇”）。
“辛氏商国”就是从豫东杞县开始，与殷汤联盟西进灭夏的。
相关考古遗存表明，“朱岗遗址”的二里头文化，与“鹿台岗遗址”的殷人“下七垣文化”，同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时不知去向——显示这两个通婚结盟的族群，同时离开了豫东——知向谁边？
下表摘自赵俊杰《豫东地区夏商时代文化研究》，其中相当于二里头文化四期的“朱岗文化”（即笔者所谓“有辛氏之商”都邑地望文化）遗存阙如：
段宏振在其《鹿台岗遗址考辨》中认为：
“如果以典型的漳河型先商（殷）文化标准观察， 所谓鹿台岗类型应以H39和 H9为代表，H35应排除在外。”“H39和H9，年代大致为二里头文化四期早段。”
而《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关于豫东“先殷文化”仅提到了鹿台岗遗址H9：
“（下七垣文化）第三期以下七垣③层、杞县鹿台岗H9为代表，......下七垣文化第三期的年代，约与二里头文化三期偏晚至四期偏早阶段相当。”（150-151页）
也就是说，大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四期时，鹿台岗下七垣文化，也在当地消失了。
所以，“朱岗文化”所代表的“有辛氏之商”的主体族群，大概率与“鹿台岗遗址”所代表的“下七垣文化殷人族群”，一同踏上了“灭夏”的“西征之路”。
而恰恰就是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时，上述两种考古学文化，又同时在二里头遗址一带现身。
有辛氏“商族”，在灭夏后应进驻到了豫西二里头一带（至今这一带仍有很多带有“辛”或“新”字的地名），有辛氏夏方伯即“商王”，则应进住了二里头夏都——此后应称作“亳”或“亳都”。
在进入“商代”纪年的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二里头遗址呈现的，夏人仍然控制都城而且仍享繁华依旧的现象，正应是有辛氏商王占据统治地位的具体呈现。
灭夏之后，殷汤在距二里头“亳都”六公里处为自己所修筑的“桐宫”是很讲“分寸”的——
有辛氏岳父居上游，殷汤不敢居其上而降居下游；
有辛氏岳父居二级阶地，殷汤不敢居其上而降居低于二级阶地数米的一级阶地；
有辛氏岳父的二里头“亳都”宫城为108000平米，殷汤不敢僭越而居于35600平米的“桐宫”（偃师商城一期宫城）内——
居下游以为“水尾”；居低地以示“仰望”；谨遵“大都不过三国之一”规制以表“臣子之心”。
有迹象表明，殷汤不但是有辛氏商王的女婿，而且是有辛氏的“入族子”——
偃师商城早期祭祀区分C区、B区，而一期时规格更高的C区却在二期时（即太甲复辟后被封堵的情况，大概率是因为这里本是用于祭祀有辛氏先王的。而若殷汤没有入族，就没有资格祭祀有辛氏先王。
（殷人“子姓”的由来，大概率原因于此）。
而殷汤入族有辛氏，就为其后来继承有辛氏商王王位，并“从先王居”而进住二里头“亳都”铺平了道路。
所以，辛氏的主体部分，在灭夏后应进驻到了豫西二里头一带（至今这一带仍有很多带有“辛”或“新”的地名），有辛氏方伯即商王，则进住了二里头夏都。
在进入“商代”纪年的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二里头遗址呈现的，夏人仍然控制都城而且仍享繁华依旧的现象，正是有辛氏商王占据统治地位的具体呈现。
不知是有辛氏缺乏子嗣还是什么其他原因。有迹象表明，殷汤所居的偃师宫城，出现了体现夏人祭祀习俗的祭祀场，而且祭祀场有主有次、有明确分界地分作两个部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大的祭祀C 区，这里的一切完全不符合殷人之前和之后的祭祀习俗。倒与二里头宫城内1号祭祀巨坑的格局如出一辙。而且，这一祭祀场的祭祀模式与祭祀用牲，也与二里头宫城内1号祭祀巨坑一致而规格稍逊。这表明，殷汤应该参与了对夏人辛氏祖先的祭祀。而这意味着，殷汤不但是有辛氏商王的女婿，而且已经成为有辛氏的“入族子”（殷人“子姓”的由来，大概率原因于此）。
而这，就为后来殷汤继承有辛氏商王王位，并“从先王居”而进住二里头“亳都”铺平了道路。
这就应该是殷汤所获的“景亳之命”。
所谓“景亳之命”，应是灭夏之前就已确定。这应是“商”、“殷”两族的共同的“纲领性决定”，也应是受到两族先祖尤其是辛氏先王“认可”的。也就是说，殷汤享有继“辛氏商王”王位之命，是通过相关祭祀仪式，由辛氏“先王”“赋予”的。
所以，“景亳”本来应在豫东。
之所以称“景亳”，一种可能是因为商方伯的都邑可能是不能称作“亳”的，“亳”应是大统之都。所以辛氏商王的都邑才被称作“景亳”，也就是“影亳”。即不是最终真正的实在之“亳”。
这是笔者对“景亳”的猜想，但不一定准确。“景亳”也有可能是“虚拟的”有辛氏始祖之都。可能没有实物城邑，是专门为请有辛氏始祖“批准”段汤将来继承有辛氏王权而设的一处祭祀场所。
与殷汤“景亳之命”伴随的，是由有辛氏商王、殷汤以及伊尹所共同谋划的一个“宏伟计划”：
由殷汤接替有辛氏商王王位，再由殷汤将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也就是有辛氏商王之女的儿子，其正常的结果就是，有辛氏王族与殷人王族在血缘上将融为一族。这或许就是殷汤之所以以“汤”为名号的原因——将殷、商两族熬成“一锅汤”。
——殷人获得辛氏高贵的血统与夏人的先进文明，辛氏夏人则获得殷人血脉中的虎虎生气和旺盛生命力。这是一次主动的、族群大融合的伟大实验。
殷汤的没有辛氏血缘的嫡长子大丁，不知何因未及即位便死在殷汤之前，客观地为这一族群大融合的伟大实验铺平了道路。
这一两大族群主动融合的宏伟计划眼看就要实现了。殷汤已经按计划将王位传给了有辛氏女的儿子，有辛氏族人与殷人之间也应存在着普遍的通婚。再往后，商朝王族就会有着殷、商两族的共同血脉，殷、商两族，也会在血缘上密不可分了。
但令人意外的是，有辛氏女的“双保险的”两个儿子，无一不在即位后不久便蹊跷地死去了。历史没有留下他们死亡的原因，只留下了接下来即位的，没有辛氏血统的汤孙即大丁之子“太甲”，因不尊汤法、暴虐，而被伊尹囚禁于桐宫的记载。
其实，到此，有辛氏商王、殷汤与伊尹共同谋划的两族融合大计，至少在王族血脉融合方面已经落空了。伊尹此时心理的悲凉是可想而知的。一世的英明难敌一时的糊涂——两位殷汤之子过早死去的可能原因肯定人为大于自然，而伊尹却没能事先防范。
或许这一切是因为伊尹老了，思虑与戒备的严谨性大不如前了。而更令人唏嘘的，是太甲竟能从囚禁处逃出，并带兵杀回都城，伊尹也因此被太甲所杀（有关伊尹放太甲的始末，《今本竹书纪年》显然更为真实）。至此，殷、商融合的大计可算是彻底破产了。
考古遗迹遗存表明，太甲复辟后，与有辛氏彻底决裂，不仅剥夺了有辛氏的国号和姓氏，而且对夏人采取了极其残酷的镇压政策：
太甲废毁了二里头“亳都”城址，同时扩建偃师商城，把原本几乎没有什么城防功能的桐宫小城，扩建为“暂时的”新“亳都”。从此，历史进入了“殷商”时代。
太甲为什么“不尊汤法，暴虐”，是有其深刻的心理根源的。具体原因另文详述。
有迹象表明，有辛氏和其他夏人，对于以太甲为代表的仇视镇压夏人的殷人统治者进行过不断的抗争。史载，外壬年间“邳人、侁人叛”（见《今本竹书记年》）。
——“邳”是仲虺族人，“侁”就是“莘”即有辛氏，是伊尹族人。仲虺和伊尹都是有辛氏商王和殷汤的共同辅佐者，就是在仲虺和伊尹的共同辅佐下，殷汤才顺利地继承了有辛氏商王的王位，而仲虺和伊尹的后裔，却共同反叛他们先祖辅佐过的殷汤后裔，其意味可谓深远。
——正是自太甲起，殷人对夏人采取了敌对镇压态度，坏夏人宗庙、毁夏人祖坟、平夏人都城、劫夏人重器。
曾经为“商”、“殷”融合大业呕心沥血的仲虺和伊尹。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努力竟是这样的结果。可以推想，其后人更是自认为罪孽深重，害了华夏同胞。所以此二族联合反叛殷商，是有着为洗涤罪孽而“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意味的。
类似的反抗肯定数不胜数，但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
就这样，失去国号和“本姓”的辛氏，带着“莘氏”的称呼，最终被“流放”或出逃到了比当年（被夏后启流放到陕西的）“有扈氏”的流放地（今户县）更远的陕西合阳一带。
这才是后来周文王可以在渭河“造舟为梁”，迎娶“莘氏女”即辛氏女太姒为妃的前提原因。
辛氏的族徽图腾，是一柄锋刃向上的斧钺，代表着专主征伐的特权。而夏朝在地理上的态势，则是背靠太行山脉和黄土高原，面向东方诸夷。所以其攻守的主要方向在东方，专主征伐的“夏方伯”只能部署在夏都东方。
而西方，则是传统的“流放地”。所以专主征伐的“辛氏之商”的始封地不可能在陕西合阳。因为那里根本就不是夏人攻守的主要方向。
盘庚迁殷时，对伊洛地区原夏人根据地实行了“无人区”政策，所有夏人都被从原居地迁走，其后的几百年间，作为天下中心的洛阳盆地，号称“天室”的伊洛地区，竟然没有了人烟（王学荣：《偃师商城废弃研究》，见《三代考古》（二）310页）。而留守豫东的辛氏，也被向北迁移至山东曹县，以方便殷人控制。
对需要镇抚的同一个族群，部分远迁、部分就近羁縻是统治族群的普遍做法。
于是，本在豫东的辛氏一族，便分别在曹县、合阳东西远隔，并留下了记载中合阳、杞县民权间、以及曹县等三处主要地望。
像辛氏这样，后世地望不止一处的同国、同族不胜枚举，其原因大致基本都是因族群的迁徙或离散而造成的。
辛氏的始封地在豫东一带，自其始封至今，已有约4000年的历史。而且这一氏族曾经经历的，不仅有广为人知的被夏朝开创者夏后启分封赐氏的光荣历史，而且还有已为后世遗忘的，曾经有过的获得正统“皇权”的辉煌时刻。
然而，辛氏又有着与全体中华民族共同的苦难深重的经历。“辛酸”、“辛苦”二词的来源，就应该与形容辛氏一族的苦难相关。
厘清辛氏商族的兴衰史以及夏、商、殷之间的关系，是探讨真实的夏商更替史的前提。尤其是必须要厘清殷人与姒姓夏人有辛氏“商族”之间的区别。这个问题不搞清楚，相关的研究只能是筑大厦于沙基之上，是不会有立得住的结论的。
周人始祖为“稷”，殷人始祖为“契”，周人与殷人是明明白白的两个具有迥异文化传统的完全不同的族属，可在后世的“宣传材料”中，他们的“始祖”之前，却又出现了共同的“祖之所自出”[10]：
帝喾。
对此，我们可以用清代考古辨伪学家崔述在他的《王政三大典考》中的第二篇《经传禘祀通考》中的一段话予以批驳：
“‘始'也者，最初之名也。‘始祖'也者，即所谓祖之所自出者也。始祖之前岂遂无人，而莫知其为谁，故即以此祖为始祖而奉之于太庙；若复别有所自出之人，则此祖不得谓之始祖矣。。。岂容于始祖之前而复别求所自出哉!”[11]
“稷”与“契”既然已经分别是周人和殷人的始祖，又何来“始祖”之前的“帝喾”呢？如果“稷”与“契”为“帝喾”之子，其又怎会分别成为周人和殷人的“始祖”呢？
既然“帝喾”是周人始祖“稷”和殷人始祖“契”的“生父”，那么周人及殷人的始祖就理应是“帝喾”。有“帝喾”这么一位五帝之一的显赫祖先，周人与殷人又有何理由不直截了当以“帝喾”为始祖呢？
周人与殷人无论在史料中（除了突兀的靠不住的帝喾传说），还是在考古学文化上都毫无交集之处，是明明白白的两个迥异的不同族属，又怎么会在毫无记载的远古时代，有所谓“稷”为帝喾元妃所生、“契”为帝喾次妃所生这样如此清晰的来历细节呢？
更为关键的是，帝喾本人及其来历，就是一件早已令人疑窦丛生的事情了。
发现二里头遗址的徐旭生先生，在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一提到帝喾便说：“对于这位人帝，我们没有好多话可说，因为材料太贫乏了。。。就是善于附会的人也没有大办法。。。因为这一些材料，可以说无不可疑。《大戴礼记·五帝德》篇说他的氏族叫高辛氏,我们遍考可靠的古书，一点线索也找不岀来。《五帝德》与《帝系》两篇是齐鲁儒者所作综合的结果，里面有不少靠不住的材料。此后的说者几乎完全受它的影响。说话的人虽说不少，但是因为同出一源，所以并不能增加它的可靠性。我们现在可以老实地说:两个名词中间是否有关系,我们完全无法知道。所以古书中谈及高辛氏的事迹，我们并不能随便把它们算在帝喾的账上。。。”
徐旭生先生在此段文字的长篇注解中作出了如下判断：“高辛氏的“辛”或与伊尹“为有莘氏媵臣”（《史记•殷本纪》）的“有莘”有关。”[12]笔者的相关研究，恰恰为徐旭生先生半个多世纪之前的先见之明增加了新的证据——无论“高辛”或“有辛”（“有莘”），其实指向的都是“辛氏”。
而徐旭生先生在这段长注中“我又疑惑高阳与高辛的‘高’或同出一源”这一句话对笔者也带来了启示。这一启示在于“高阳”与“高辛”构词结构上的一致。笔者觉得，这里的“高”字或许只是表明这两个氏族血统之高贵。那么“高阳”就应该指“阳氏”。“辛氏”是大禹后裔是笔者非常熟悉的，而徐旭生先生既然怀疑“高阳”与“高辛”同出一源，那么，“阳氏”也应与大禹族有关联。而查看“禹裔百家姓”，“阳氏”果然历历在目。
这说明“高阳”、“高辛”之“高”只是形容其高贵，这两个氏族其实就是“阳氏”、“辛氏”。由此亦可证明，所谓“高辛氏”与“有辛氏”毫无二致，都是“高贵的辛氏”。
所谓的“帝颛顼高阳氏”，原来与大禹同源。即使不是可归于“禹裔百家姓”的大禹后裔，也应与大禹有着共同的族源。
归入《禹裔百家姓》的氏族，并不一定都是大禹后裔，但应该与大禹出自同源。大禹远不是姒姓族源，但因为其名望影响之大，所以被用来作姒姓一族的代表。这才应是《禹裔百家姓》以“禹裔”冠之的原因。
所以，“禹裔百家姓”实应为“姒姓后裔百家姓”，更应为“姒姓百氏”。
所以，所谓的“帝颛顼高阳氏”，也应是姒姓后裔。
这一情况意味着进一步的启示：“三皇五帝”所本原型，或许基本上都是出自夏人史籍所载人物。具体地说，这些原型可能多数原本都属夏族。
关于有着各种氏称的“三皇五帝”，笔者早先已有推测，而此例则初步验证了笔者的以往推测，且又加深了笔者所悟。
所谓远古的“三皇五帝”，的确各有其所本，但所本之原型，应并不具备后世所表的归属上的广泛性。其原型基本上或多数应该是来自古老记载中的狭义华夏族的先圣先祖。
因为当时的正统史籍应该基本就是夏人的史籍（笔者在《“夏”本字探源》等贴文中讨论过“殷商甲骨文就是对夏人文字压胜后的利用”的问题。夏代有文字有典籍是肯定的。之所以后世见不到，一是因时代久远而散失湮灭，更重要的则是殷人的刻意销毁）。
而仅靠口头传递（没有史诗的情况下）的其他族群的远古先祖事迹，传不过几代就会湮灭的。
所以为当时世人所知的先圣先帝，也只能基本上都属夏人。
对于这些夏人先圣先帝，后世进行了演绎杜撰，使其具有了广泛的涵盖，且各自归属于本不相干的各主要族群。
这种事情发生在历经夏商周三代的更替、革命之后，原有的核心氏族，其氏族组织及其结构关系，都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在战乱中的迁徙、离散、解体、融合、发展、衍变，使其混迹于其他族群之中，原来简单明确的族群关系变得日益复杂，难以厘清，而夺得天下的族群（比如周族），又没有像样的可以标榜的高贵血统来源。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创造广泛涵盖且各有归属的先圣先帝的演绎杜撰，可以说是自然的甚至是必然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五帝本身就已加入了很多适应后世需要的“综合整理”，而在“五帝”中，“帝喾”又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因为其他古帝所本，的确是远古先帝，而“帝喾”所本，则相对非常晚近。
作为“五帝”之一的“帝喾”明显是后来加上的。在今本《竹书记年》中，加上“帝喾”的“五帝”实际变成了“六帝”。这就是一个“有趣的”说明。
具体地说，笔者认为，作为“五帝”之一的“高辛氏帝喾”是不存在的。如果“帝喾”真有其人，就只能是殷汤的“有莘氏”（有辛氏）岳父。
这一点，即“帝喾”原型本是殷汤的“有辛氏”岳父，其最直接的证据就是，殷人在河南安阳市内黄县有祭祀“帝喾”的“帝喾陵”，而辛氏，则在陕西渭南市合阳县，即所谓“莘氏”地望[13]，亦有祭祀“帝喾”的“帝喾陵”。
合阳县“辛氏”是明确的姒姓夏人“有莘氏”即“有辛氏”后裔，他们没有理由祭祀殷人先祖；
殷人与夏人辛氏为不同族属，却与夏人“辛氏”共同祭祀“帝喾”，而殷人只有祭祀辛氏的一位确定的先祖即殷汤岳父才是理由充足的。而殷人的“商”字国号又恰恰就是辛氏国号。这正说明，殷人的“殷商”政权，也恰恰是从殷汤岳父即辛氏商王手里“继承”而来的。
所以，殷人祭祀殷汤辛氏岳父不但合理，而且势在必然。
正因为殷人的“殷商”政权是从殷汤岳父即辛氏商王手里“继承”而来，所以，辛氏商王便成为殷汤之“先王”，于是才会有“汤始居亳，从先王居。”
汤从先王所居之“亳”，必是原斟寻夏都即二里头都城无疑。而伊洛地区，压根儿就没有“先商时期”殷人活动的一丁点儿的影子（考古遗存），所以，殷汤所从居之“先王”，不可能是殷人祖先。只能是其姒姓夏人辛氏岳父。
而那位辛氏老商王，即殷汤岳父，其谥号就应是“帝喾”。
“真正的”帝喾陵可能并不在陕西合阳，因为原始的帝喾陵有可能被殷人“霸占”着，最后被他们迁到了豫北。但这对于我们的讨论并不重要。因为中国人对于自己崇敬的祖先，即使没有其灵柩，也会因为纪念和祭祀的需要，为其设墓立庙。所以，夏人辛氏和殷人都为“帝喾”设墓立庙，只能说明，他们共认“帝喾”为先王。所以，这位“帝喾”同时受到了辛氏后裔以及殷汤后裔的共同祭祀。
辛氏认“帝喾”为先王，为其设墓立庙，常年祭祀，是因为“帝喾”就是他们的血亲先王。这位辛氏先王，就是灭夏的“商王”。从这一点讲，“帝喾”也不可能是“五帝”之一。
殷人认“帝喾”为先王，是因为“帝喾”是他们的“殷商”王权和“冒领”的高贵血统之所由来。所以殷人为“帝喾”设墓立庙，也是现实需要，势在必然。
而到了后来，殷人为了让自己的血统继续提升并与早期“帝王”直接建立联系，反而需要撇清曾经借助有辛氏的这层关系了。
于是他们利用王权的强力，在其讲述的“殷人故事”中，把“帝喾”活动的年代大大提前，并以其为原型，创造出了“五帝之一”的“帝喾高辛氏”的神话。这才在其本来的“始祖契”之前，又冒出一个始祖契之“所自出”的叠床架屋的“帝喾”来。
后来，早期连殷人是“商人”都不愿承认的周人[14]，在统治过程中，逐渐理解了殷人伪造“帝喾”和其虚假血统的用心，不仅承认了“帝喾”的存在，而且根据自己的需要，也学着殷人的样子，对“帝喾”这个伪造的神话加以了利用。
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提到的，周人与殷人本是明明白白的两个具有迥异文化传统的完全不同的族属，却在“宣传材料”中，具有了共同的血统来源：帝喾。即在其始祖“稷”之前，复别加“始祖之所自出”的不合逻辑的闹剧。
在豫东也有“帝喾陵”，同样应该是出自辛氏后裔为纪念祭祀老“商王”的需要而设。而豫东，又正是辛氏最早的老家。
辛氏是因为与殷汤联军共同灭夏而从豫东西进至豫西的二里头夏都的，并在那里建立起商朝，后来殷汤以“入族子”兼女婿的身份，接替了辛氏老商王的王位。殷、商两族友好相处，寄望着融合为一族的共同未来。
然而，殷汤死后，意外频出。历史并没有按老商王、殷汤及伊尹共同谋划的路线发展，老商王的两个外孙（殷汤与有辛氏女所生之子）都在继位后不久离奇死去，而与有辛氏没有血缘关系的太甲（殷汤之孙）继位后因不尊汤法，暴虐而被伊尹囚禁，最后太甲潜出带兵攻入二里头亳都，杀掉了伊尹。复辟后的太甲，公开与辛氏决裂，并对夏人采取了残酷镇压的政策。从此进入了“殷商”时代。
于是，辛氏的主体部分被迫迁往陕西。对此下文详述。
[1]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03页正文及注。
[2]《史记·殷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94页集解。
[3] 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甲骨学一百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437页
[4]"有莘氏"又称"有辛氏"，见《辞海》“莘”字条。
[5]司马迁《史记·夏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89页。
[6] 《元和姓纂》，【唐】林宝撰。
[7] 《括地志辑校》。【唐】李泰等箸。
[8]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
[9] 见《诗经▪大明》
[10] 《礼记▪大传》：“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11] 引自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236页。
[12].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03页注。
[13] 陕西渭南市合阳县并非辛氏的始封地，其始封地和早期活动地区，就在文献中“商侯”的主要活动区域内。综合分析，其始封地应在豫东西部，即杞县一带，那里曾有所谓“莘昌亭”（实应为“辛昌亭”）。《陈留风俗传》云：“陈留郡外黄县有莘昌亭，本宋国地，莘氏邑也。”
[14].郭沫若：《奴隶制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根据卜辞的记载来看，殷人自己自始至终都称为商而不自称为殷的。在周初的铜器铭文中才称之为殷，起先是用‘衣’字，后来才定为殷。衣是卜辞中的一个小地名，是殷王畋猎的地方。周人称商为衣、为殷，大约是出于敌忾。同样的情形也表现在其后的楚国的称谓上，楚国不自称为荆，别的国家始称之为荆，应该也是出于敌忾。这犹如以前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不称我们为中国，而一定要称为‘支那’的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