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弃民主的专制资本主义是必然不可能形成真正的达到民族认同的中央集权国家的，他只能制造出以官方制造的添加剂意识形态捏合的，披着共和制装潢和中央集权制外衣的分封君主制国家。
实际上和我们所想的不同，早期的，最原始版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不仅不是矛盾的，反而就是一体的。那种民族主义，其实应该对应如今的［公民意识］。
资产阶级革命之所以发明民族主义，是因为资产阶级需要扩大一个巨大的统一市场。民族主义给了资产阶级一种合理的说辞，将整个民族统一到一个国家，也就是自己能掌控的市场内。而民主制度是用来处理资产阶级内部的利益一致性的，通过民主手段实现名为［民族国家］的市场内的规则一致性，所有资产阶级在这个市场内遵循同一套规则的［机会均等］原则。
而专制资本主义坏就坏在，没有了民主制度协调整个资产阶级的一致性，资产阶级内部都四分五裂。表现得最直接的就是地域保护主义，因为没有民主的协调，少数资产阶级就可以通过攀附国家权力形成一家独大的官僚资产阶级。
而专制制度下，专制领袖为了自己的权力必然要出让地方权力来拉拢地方承认自己一家独大。而地方政府想要获得更多财源，肯定要让本地的企业赚得更多，那就必然在政策上制定限制外地企业的政策。结果就是各地的企业只安于自己的发家之地的基本盘，在投资上也重点只倾向于发家之地。
经济的地基带来的是文化风气这个建筑的歪斜，例如本地企业为了不帮外地人员报销路费只招手本地人，或者外地人员来务工还得自报路费，这种情况势必会让外地人产生地域排斥，进而在文化上形成地域分裂的浪潮。实际上，光州事件的爆发就是韩国地域主义的结果，因为朴正熙的军政府时代将大量企业补贴都给了全罗北道的企业。
其带来的后果就是企业去全罗北道注册会获得更好的政策扶持，而全罗南道因此很难发展出发达的企业。而苦于资本主义不发展的痛苦也是明显的，全罗南道的企业因为生产技术过于落后，那他们赖以为生的利润点就是无底线压榨全罗南道的工人，这就是光州事件爆发的缘由。
朴正熙的军政府虽然素来爱灌输民族主义，但就如同曾经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和意大利王国一样。这不是最初法国大革命的民族主义，而是一种［官方特制版民族主义］，这种抛弃了民主的民族主义根本不追求民众对公民集体的自发认同，只是将其作为一个替代位，目的是替代真正步入现代的民族独立阶段的民族主义意识。
这种将［自发地认同民族］与［强制认同官僚］划等号，最终以维护住专制官僚的利益为目的的民族主义从诞生一开始就没有丝毫的正面意义。他不光无法真正形成一个现代国家，还会逐步消磨从非建制内的统治阶级到被统治阶级对这个集体概念的幻想，所以变质为专制资本主义的苏联，在解体时没有受到任何一个阶级的挽留。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国家在动员力上也是绝对的外强中干。典型如德意志帝国，其原因不是完全类似韩国，但性质类似，只不过要更加严重。德意志帝国本质是德意志各邦国的自由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阶级互相妥协的结果，俾斯麦制定的帝国体制中，作为真正民选议会的德意志帝国议会是无权管辖德意志各邦国的军队的。而德意志帝国军的要职都被世袭的容克地主阶级垄断，这意味着，维护市场本身的国家武力被地主阶级垄断。
而容克地主阶级很清楚，一个劳动力和投资自由流通的统一中央集权制的德意志帝国必然会造成自由资产阶级的思想全面感染大多数德意志人，那样容克地主阶级必然面对类似1789年革命那样的形势。这也就导致了德意志各邦国之间权力过于巨大，一方面是容克地主阶级害怕大一统的德意志帝国会成为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温床，另一方面容克地主阶级为了敛财，自然也要帮作为摇钱树的本地企业排挤外地企业。
巴伐利亚邦国甚至拥有在战时中立并继续与协约国进行交易的权力，尽管迫于压力巴伐利亚还是对英法宣战了，但是自始至终巴伐利亚的动员率就远低于英法。而这实际上是德意志各邦国心照不宣的举动，因为各个邦国的封建官僚都害怕损失本地劳动力。带着这样一副残破不堪的体制，德意志帝国在一战里自爆解体的命运可以说是开战前就注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