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年都有天灾、都有人祸。单纯地在历史长河中每个60年选取一个点，单拎出来组成一个序列，营造氛围或者得出结论，这样的陈述太简单了吧。仔细看《地母经》，基本三年两头都有些不好的断语。
《地母经》是以六十甲子的循环为排列，一诗一卜，用作预徵该年农作物生产情况的经书。
还没立春（仍在己亥年），国内就大爆发了疫情。很多人很容易将世界各地各个事情总结在一起，感慨庚子年将过的异常不容易。先看看关于庚子年的断语：
太岁庚子年，人民多暴卒。
春夏水淹流，秋冬频饥渴。
高田犹及半，晚稻无可割。
秦淮足流荡，吴楚多劫夺。
桑叶须後贱，蚕娘情不悦。
见蚕不见丝，徒劳用心切。
卜曰：
鼠耗出头年，高低多偏颇。
更看三冬里，山头起墓田。
再配合上历史上各个庚子年发生的时间，很多人开始兜售简单的周期结论了，凡庚子年多灾多难。那么庚子年的断语，如今该信几分呢？
《地母经》中的所有的诗句，基本上都围绕气候特征，少量涉及战事和疫情。为什么呢？
过去古代人民的技术条件落后，主要生产重心围绕在农桑上。因此，气候的变化对古代社会的稳定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但凡雨水不足、蝗虫灾害会危及到人类的生存问题。进而引发战争。古代历次的少数民族入侵，都是由于气候寒冷，草原产量不足，不能维持生计，只能南下中原掠夺。而雨水过多，洪涝灾害之后必然有鼠疫等传染病发生。
如今的技术手段，粮食储备和水利技术等等，气候对农业生产，对社会稳定性的影响不如过去那么严重。因此，对于庚子年断语中的“人民多暴卒”一句，完全不用过于担忧。
气候是呈现周期规律的，这个和天文学有密切的因果关系。太阳黑子周期、宇宙辐射就对气候、磁场等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庚子年，六十年一遇。在理论层面上是六十甲子一循环。在实际天文学中，很多人认为是银日线有关。古代学者对于银日线的判断我想没有那么准确。
地母经，更像是古代学者对历史上历次经验的总结，配合六十甲子这样的理论周期，得出的归纳性的总结。既然是归纳性总结，必然涉及到准确度和置信区间的问题。我相信古人的智慧，这个置信区间是非常大的，准确度是非常高的。
古代天文学的成就，就已经涉及到了金木水火土日月以及南北交点的运行周期。
几项配合，理论上六十甲子周期，三元九运180年周期等等，似乎之间就有了联系。
然而这都是后人的研究在两者之间建立的相关性，古人到底是不是由前者归纳出后者，还是由后者演绎出前者，我们去古太远，无从得知。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简单的归纳总结，赋予发生的事情一个简单的解释。忽略了本身的思考能力。
比如，我们最近会问“为什么今年这么多事情？”，很多人的回答是“因为今年是庚子年，历史上庚子年都不好”。因为是庚子年，所以不好。这种思维习惯就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就如同，因为“八字上有天克地冲，所以现实生活会很糟糕”。
然而，这两者之间只是相关性。
六十甲子的周期，更重要的是一个周期思想，这种周期思想，根植于古代先人“仰观天象，俯察万物”的总结，而我们是需要利用这个周期思想，去面对未来，走向未来。
为什么庚子年这么多事情？思维进一步的拓展，可以有很多种延伸。比如：历史上的气候周期变化规律是怎样？地理环境如何随之改变？朝代经济周期如何轮转？等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追问，气候周期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可以推导到天象上，可以推导到大气运转上等等。
总之，思维的无限深入追问，在庚子年和多灾之间，才能建立一套必然的因果链条，而这个因果链条上的各个节点都不是我们所能忽视的。停留在“因为庚子年，所以不好”的简单逻辑上，很容易出现“因为生日不好，所以过的不好”，“因为住宅不好，所以过的不好”这样毫无逻辑，难以让人信服的简单结论上。
我们总是迫不及待地为事情的发生找到一个简单的原因，却不喜欢思考。所以，对于“凡庚子年-多灾多难”这个断语，信几分？取决于你对问题的追问，到了怎样的程度；取决于你的思考拓展到怎样的领域。
《道德经》中讲“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个人的“信”，在于个人自己的努力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