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 @高级动物 邀请，
答案很简单，施害的男主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具体为什么其他的法律专业答主已经说的很明白了。但这恰恰是他所作的恶真正可怕的地方。
其实包丽被PUA自杀事件，以及前段时间的鲍养父的事件可以放在一起进行讨论。因为二者最大的恶并不在于他们的行为有多无耻，多么禽兽，恰恰在于他们的恶是一种被合理化了的恶，而合理化的恶相比于野蛮之恶更为可怕。
我们可以举出说一说类似的事件：武汉理*工大学硕导逼死学生、北*大数学*博导睡本科女生后劈*腿十多人、以及北*大女生因PUA自*杀。甚至是鲍某性侵养女事件。这些社会现象究竟是什么问题？事实上，这些案例其实有一个特点，就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支配和伤害越来越不赤裸，作恶形式上越来越把自身合理化。结果便是，作恶的行为因为其合理化，是无法通过法律进行制裁的。
作恶形式上的合理化，并不是说坏人越来越会聪明地作案，以至于能逃避审判和惩罚。而是说，我们的社会看似发展得越文明，但是其负面的反文明力量也就越错综复杂，是非善恶的动机来源已经从个体悄悄地滑向了社会。
以包丽事件为例子来说明吧，首先，这种将自身合理化的发生场不是公共领域，而是纯粹的私人领域。所谓私人领域就是指不被国家或社会监管、控制的领域，它是保障个人自由权力最后的一块壁垒。这种恶远离了公共领域，因而就缺乏相应的社会规范机制作为评判标准。只要没有直接和明显的触犯国法的地方，我们便没办法对其进行惩罚。
其次，作恶者得以施行罪恶的权力（power）并不仅仅来自施行罪恶一方绝对的客观力量或优势，它更多地是某种社会意识形态或社会观念再生产结构赋予的。这个案子里很明显的一点是，男生是通过利用某些社会意识形态去对女生进行迫害的：假如没有“荡妇羞辱”的传统意识*形态合谋，没有所谓亲密关系的情感捆绑，没有虐恋文化，没有主观价值可通约互换的原则，我们很难说单纯的男女交往就能把对方逼上绝路。
最后一点就是，作恶的人无限制地使用工具理性，且不具有反思性人格。PUA本质上就是一种对于工具理性的滥用。它通过计算和筹划的逻辑让自己的行为能够获得自己最想要达成的结果，但从来不对自己的行为的目的本身在价值上进行反思。善用工具理性的人懂得如何利用已有的资源和权力去组织行动然后达到更多的资源和权力，它追求的只有欲求满足的积累，而从不考虑为何要不断去欲求。当工具理性主体遭遇到具体生活中的某种主体的时候，比如亲密关系里的对象、师生关系中的弟子等等时，工具的理性人都会按那套数字计算的理解去分配和谋划，并且以此作为最真实的东西纳入他的整个生命体验里，从而彻底将他人工具化、手段化。工具理性主体眼中是没有活生生的人，只有一个个可加以利用或支配的工具。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鲍某性侵养女的事件上，首先事件发生也是在私人的领域，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鲍某都在进行持续的侵犯，同时鲍某一直试图将其关系模糊为亲密关系。其次，鲍某的这种作恶权力也是社会赋予的，即他作为养父的身份以及成功人士拥有的名望都是他可以利用的工具。最后，他本身从没有过对于自己行为的反思，而是进一步利用自己的身份来对受害者进行支配。可以说，若不是最后受害者勇敢地站出来，同时国家法律有关于未成年人性侵的严格规定的话。很有可能他同样也完全不用为自己的行为负任何责任。
私人领域脆弱的规范基础、社会意识*形态的合谋、工具理性和非反思主体的结合，这些观点似乎在主张种种问题的病态根源在社会，在个体的悲剧中我们才能看到这个社会的病理。牟某的这种不用负责任的恶所折射出的，是工具理性滥用，社会意识对于个人的裹挟，以及私人交往中的彻底无序所共同导致的恶的合理化。而更加令我们毛骨悚然的是，这种合理化的恶事实上无处不在。包丽的悲剧至少是被抖露出来被大家看到了的。可还有多少人是在默默承受这种合理化的恶，却无力诉说呢？那些被社会病理，被合理化的恶伤害过的个人，我们又该如何保障他们的权益呢？除了对作恶人进行道德批评之外，我们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或许，如果我们乐观点看的话，认识到这种合理化的，不用负责的恶的存在本身已经是一个突破了。如果能够引起社会和个人进行共同反思，如果能让默默承受合理化的恶的受害者们能意识到自身所处的境遇，直面真实。一切都还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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