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说一下。
东晋自元帝渡江，成功建立了与南土大族的同盟关系以后，其政权实际是一个代表与其同渡的北方大族和原先南方豪族政治联盟的共治政权。北方的东西王氏、庾、褚、谢、桓、郗氏等与江南的顾、陆、沈、周、虞、孔氏等结成了比较牢固的共生关系，司马氏以其共主的形式维持东晋的法统，各大家族此起彼伏的交替执掌朝中枢纽，维护各自的利益。
南方大族的利益自不必说，由于长期盘踞本乡本土，家族势力庞大，人丁兴旺，固有其田地庄园；北渡大族也依靠司马氏的分封得到了庄园人口。有土自可育人，大族可以影响的人力资源成千上万，依附于其土地上的人众闲时务农，战时自成部曲，听从大族号令，这是诸大族的利益基础。
但大族的利益做大自然导致东晋的弱干强支，尾大不掉。司马氏手中可以依凭的军队是很少的，难以控御权臣。所以连绵东晋一朝是不断的军阀作乱。王敦、苏峻、桓温、王恭、桓玄，直至刘裕取而代之。
东晋各帝，对上游荆州毫无统御能力，王敦、桓温、桓玄都是事实上割据上流。荆州钱粮几占东晋政府岁入的一半，可想而知在权臣占据荆州之时，建康中央政府的压力有多大。
所以北府军成为抵制上流，拱卫京师的重要倚仗。北府军的构成主要是彭泗南渡的流民，由于永嘉之乱，江淮以北人民为自保纷纷堡聚，以宗族乡曲关系，大小割据势力众多，因此南渡的流民仍保持这一传统，加之东晋政府视他们为兵户一般对待，集中于京口、晋陵一带，因此其内部相维系的纽带作用很强。北府军中的刘、臧、赵、萧、何、徐、孙、檀等各姓大家，日后成为刘宋一朝的新起大族，自有其必然性。
起初，北府军作为权力制衡的工具为中央政府所用，但由于上文提到的司马氏弱干强支的局面日益恶化，北府军最终也成尾大不掉之势，成为东晋的肘腋之患。刘裕借孙恩之变崛起，击败了荆襄上流的挑战力量桓玄后终于得移晋鼎，北府军内强族也凭此一步登天。
刘宋借北府军起家，自然深知军阀拥兵自重对政权的危害。所以自刘宋一朝开始，无论荆州襄阳还是京口瓜洲，军权始终在皇族手中把持，也正因此，刘宋一朝的政治斗争，演变为刘姓兄弟相残的惨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