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著名史学家孟心史先生对清朝的养廉银改革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认为养廉银制度实施以后，「自前代以来，漫无稽考之赡官吏，办差徭，作一结束。虽未能入预算决算财政公开轨道，而较之前代，则清之雍乾可谓尽心吏治矣」。
这是清代反腐制度建设的最大一项成就，也是中国历史上反腐制度建设中为数不多的成功案例。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1722 年 12 月 20 日），康熙皇帝突然驾崩于畅春园。皇四子胤禛出人意料地夺得了皇位。
满朝上下，对这匹皇位竞争赛中的黑马都缺乏了解。各地官员，都不知道这位新皇帝会烧什么样的「三把火」。
在动荡中即位的雍正，面临着重重危机。除了皇族的怀疑、兄弟们的不服、天下人的窃窃私语，他还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和社会危机。在老皇帝康熙晚年的宽纵之下，大清王朝已经乱象重重，再不治理整顿，早晚要出大事。
雍正对官场上的贪污腐败看得很清楚。康熙晚年，买官卖官已成常态，甚至连皇子们都纷纷身陷贪腐之中。比如皇九子允禟曾经收受觉罗满丕三十万两白银，为他谋得了湖广总督一职。觉罗满丕上任之后，大肆贪污，导致他的辖地「督、抚、布、按七人，贪庸一辙」，也就是说七位地方高官全部贪腐，湖广吏治一塌糊涂。
朝中大臣也大肆结党营私，大学士明珠把持内阁，随心指挥，各地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如有缺额，无不辗转贩卖，「当时士夫趋者如市，四方货赂辐辏私邸，珍异之积拟于天府」。另一权臣索额图也是广树党羽，大肆贪赃，其家之富，「通国莫及」。
雍正帝即位之初，他对各省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一级封疆大吏的总体判断是，懈弛者十之八九，「其中一尘不染者仅一二人而已」。在这些地方大员的带领下，地方官员结成利益同盟，共同对付中央的监督和检查，导致中央政策在各地都得不到执行，「火耗」加派呈恶性发展。「每岁民间正项钱粮一两，有派至三两、四两、五六两以至十两……而于朝廷正供之外，辄加至三倍、四倍、五六倍以至十倍不止。」
雍正皇帝的个性与其父康熙截然相反。一提起雍正，人们马上想到的是「严苛」「险刻」「抄家皇帝」等词语。确实，康熙皇帝崇尚「宽仁」，对臣下不法经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雍正却是出了名的「精明严刻」，眼里揉不得一粒沙子。
他不能容忍他所看到的任何贪渎行为，必将犯官严惩而后快。雍正皇帝也并不回避自己的「苛刻」之名，甚至以此为荣。他曾经说「实心任事，整饬官民，不避嫌怨，因而遂不满众人之意，或谤其苛刻，或议其偏执」（《清世宗实录》卷四六），「精明严刻，此四字即自相矛盾。既云精明，则所惩治者必当其罪，安得又有严刻之诮乎？」
康熙皇帝好名，喜欢在百官面前「买好」。雍正却不屑于此。他公开表示绝不会谨让退缩，「以取庸主之名」。他深刻认识到，正是父亲喜欢「宽大之名」，才导致「人心玩偈已久，百弊丛生」，因此即位后，他不惮以严酷手段，诛除异己，厉行整顿。他公开说，他不怕死后身负骂名：「至于众口之褒贬、后世之是非，朕不问也。」
康熙中年以后，追求稳定，在地方上好用「安静不生事」的庸官、巧宦。雍正却最为反感这种「好好先生」，他说：「柔善沽誉以为平和安静，此风乃国家之大害，实奸诈小人之存心，非忠良大器之行事。」「夫为大臣者，……谓化有事为无事，化大事为小事，以博宽厚之名，其为害于人心风俗者不浅，且摘发奸弊，惩一儆百，乃整饬官方之要道，岂得谓之多事？岂得谓之苛刻？岂得谓之琐碎？」如果官员一味当「好好先生」，宽纵玩法之人以沽名钓誉，难免诸务废弛，贻害国家。所以雍正爱起用那些积极有为，甚至是刚猛严苛的官员。
可见这对父子，在性格作风上，几乎处处针锋相对，完全不同。
雍正登基之后，曾经把自己和康熙做了一个比较，说自己事事不及其父，唯有洞悉下情之处比其父高明。确实，康熙八岁即位，深居九重。虽然天亶聪明，然自古天子所居的都是极易受人蒙蔽的地位，没几个人敢对皇帝说真话。
正如戴逸先生所说：「新皇帝……置身于变幻莫测的官僚政治的漩涡中。周围充满着欢呼和赞美，欺骗和谣言，摇尾作态的献媚乞恩，诚惶诚恐的畏惧战栗……」为什么会这样呢？雍正皇帝曾经现身说法，说这是因为大家在皇帝面前说话，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大小臣工方欲自行其私，又孰肯敷陈其弊」，就连他自己都没对老皇帝说过几句真话，「在朕居子臣之位，定省承欢，又有不便陈言之处。以朕为皇考之爱子尚不能言，则皇考果何从而知之乎？」
中国历史上，除了开国之君，那些能大有作为的君主往往有一个特点，就是都曾经深入民间社会，对社会实情有着深入透彻的了解。比如创造了汉代「汉宣中兴」的汉宣帝，小时候曾经进过监狱，十七岁才被霍光从民间迎入宫中，深知当时民间疾苦和吏治得失；明孝宗的童年也非常不幸，生下后差点被皇后溺死，幸被好心人藏起，吃百家饭长大，所以他即位后才能励精图治，有针对性地施政，创造了明代的「弘治中兴」。
雍正皇帝也是这样。他曾经居于藩邸四十余年，在康熙朝的储位斗争中饱经风波之险，对天下利病、世事人心有着深入的认识。他说：「朕事事不及皇考。惟有洞悉下情之处，则朕得之于亲身阅历。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之习，皆深之灼见，可以屈指而数者。」（《清世宗实录》卷四九）
因为洞悉下情，所以雍正施政比康熙更现实、更理性。清代帝王原本一贯强调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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